浅谈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从赵作海案谈起

肖虹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的概念、内容、方法和必要性，以期促进刑事法官将“被动认证”的理念转变为“能动认证”，减少刑事冤假错案件的发生。主要内容：对“赵作海案”发生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刑事法官认证的极度被动性是导致诸如“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诉讼不要求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但刑事法官必须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没有疑点的定案证据”和“清楚的案件事实”为定罪的前提和基础；刑事诉讼必须排除非法证据，并且坚持“非法的证据从无”、“缺陷的证据从无”、“矛盾的证据从无”和“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证据从无”，方可保证“疑罪从无”；对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取得并提交的证据，刑事法官内心应当保持怀疑的态度，采取各种能动的方法找出前列应当排除的证据；刑事法官还应当保持内心独立，在刑事证据的认证和事实的认定上采取各种能动的方法排除非法干扰。
（正文7052字，内容提要380字，注释59字。）

　　一、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概念
　　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至作出判决前，法官减少或摈弃被动认定证据的传统方式，采取各种外在的、积极的措施来审查判断证据法律效力的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最终为查明案件事实奠定基础。
　　大多数人认为：刑事法官只会“坐堂问案”，并且，对刑事案件的认证只能采取消极中立的形式。但笔者认为,采取消极方式和积极方式均可保持中立和实现中立：以消极方式实现中立，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等；以积极方式实现中立，如法官应当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应给予公平的关注，法官应当听取双方的论据、证据以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机会等。笔者认为，刑事法官积极能动地审查和判断证据远远不止于此：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义务，他能够在控辩双方参与的庭审中主动地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或讯问，在必须恪守“无诉即无裁判”的原则下，即使“当事人所不主张的事实，所不声明调查的证据或所不争执的待证事项，法官仍必须为事实真相而发动职权调查”①。
　　二、问题的提出　
　　案件回放：赵作海，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因赵作海与同村人赵振晌共同与一妇女相好，于1997年10月30日深夜被赵振晌砍了一刀，赵振晌逃离家乡。大约一年半后，因同村赵振晌失踪，有人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使真正的受害人赵作海被刑事拘留，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同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一具无头尸，让受害人成为杀人犯；而被害人的突然“复活”，又让蒙冤十一年的“杀人犯”冤情得雪。被称为“河南版佘祥林案”的赵作海案，让全国人民的眼球都聚集在了河南这位农民的身上，也让法律人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刑事法官在认证上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到，赵作海案件的处理过程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办案民警是否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等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延伸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关联性、证明力以及证明标准等证据问题。但是，该案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证据采信的问题，确切的说是法官在认证上是否能动的问题。
　　三、分析问题：刑事法官在认证上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赵作海案曝露了我国刑事诉讼在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从法学理论的普遍认识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而大多数刑事案件在实际操作上，三机关是流水线作业的，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而且很多法官在办理案件时都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尽管我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不受其他机关和个人非法干涉，但是在实践中法官独立办案却举步维艰。在本案中，当地政法委在三机关办理该案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已被检察院退回的案件，在2002年8、9月份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的活动中，由公安机关提交了商丘市政法委研究。经过会议集体研究，结论是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而且要求在20天内起诉。既然政法委已经形成结论，接下来的起诉、判决显得“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政法委的组织协调，该案不可能起诉到法院。这里的所谓“协调”，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压力，极大地干扰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法官审理案件时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二）司法理念层面的问题
　　首先，“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是造成这起冤案的元凶，而有罪推定的必然结果是刑讯逼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无罪推定”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法律之中。而在的我国司法实践中，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维”：公安机关想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去破案更是铁的规律，以口供为中心，通过口供再寻找其他证据是很多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不二法门；公安机关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就能够地将案件“拿下”，然后，通过检察院起诉，很自然的就到了法院，法官一般也不深究，甚至毫不怀疑和过问移送来的证据是如何形成的，也顺理成章地“有罪推定”。
　　其次，“疑罪从有”的法律推理模式是造成这起冤案的帮凶。我国的刑事法律与很多国家一样，都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这起案件体现的却是“疑罪从有”，只是量刑从轻。由于证据不确实、充分，赵作海被司法机关以故意杀人定罪，却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杀人并肢解，情节恶劣，依法应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赵作海仅被判了死缓，根本原因是该案的重要证据存有疑点。这种操作就是明显的“疑罪从轻”和“留有余地的判决”，是我国刑事法官在罪之有无中，开辟的第三条路线，为我国独有的、极为极为普遍的做法。
　　（三）实践层面的问题
　　定罪量刑是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这是在刑事诉讼的认证过程中让法官很费解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人们对该原则存在片面理解，认为其中的“事实”为客观事实。其实不然，一方面，客观事实由于发生在过去，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其不可能重演，其本身即是待证事实，是需要运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另外一方面，“客观真实”永远虽然是办案所力图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它或许能够在某些案件中，或者在某些案件的个别证明对象中得以实现，但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它只能是可望而不及的目标。比如，案件事实的发生就像一个花瓶被打碎，而证据就是这个花瓶散落满地的碎片，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难以找到所有的碎片，即使找到了所有的碎片，你也难以重新拼接成先前一模一样的完好花瓶，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
　　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或者说是以证据证明了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认定事实应当依照证据”,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及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作出了这样的规定②。证据是办案的关键，是衡量办案好坏的标尺。证据数量的多寡、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和证据的合法、真实与否，直接决定着办案的效果。
　　作为定案的证据，要做到确实、充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证据不充分的，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退回补充侦查。对于经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当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的法律不允许“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而是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是司法文明、民主和正义的表现，也反映了科学的刑事诉讼规律。
　　所以，“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合法有效、客观真实和相关的证据作为证明法律事实的根据。如果片面地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为依据，那就不存在侦查阶段的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起诉阶段的存疑不起诉，审判阶段的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了。同样，如果片面地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为依据，那么就难以查清这种事实，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难以定罪。过去我们常说，办理刑事案件既要“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要“决不放纵一个坏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审查案件，“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决不放纵一个坏人”却很难办到。
　　四、解决问题初探
　　为防止类似悲剧再现，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颁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确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统一了全国死刑案件的证据适用标准，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进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死刑案件是人命关天的事，一旦适用错误，就无法纠正，并给无辜而又无价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最后，它涉及到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司法环节，有利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强化程序和正确认证的意识。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我国刑事法官被动认证的现状：
　　（一）制度层面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言之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一律不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很多国家，非法证据排除是必须的。众所周知，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因为警方取证程序有瑕疵，导致关键证据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再次体现了“宁可放纵坏人也不冤枉好人”的西方式刑事诉讼理念。这种典型的程序正义，我国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赵作海案”催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诞生，其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其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面。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国家专门机关所追诉的对象。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仅有可能限制或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且还会对其进行专门的调查或采取相关的强制性措施，这些行为适用不当都有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正因如此，才需要通过立法规范和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一方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那些非法取得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得以排除，降低和减轻了他们被非法定罪的风险；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否定了非法取证的行为，有效地遏制了侦查违法现象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冤案发生的几率。
　　2、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于无罪推定的解释是见仁见智，无罪推定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推定其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的。清代法学家沈家本参与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时，曾对无罪推定进行过最早的尝试，成为中国无罪推定的肇始。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比如要求嫌疑人“如实供述”，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责任，而这种责任承担要求的前提中，已经隐含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认定。被追诉人必须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确立“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指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是解决疑难案件的原则，更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疑罪从无原则之要义，不惩罚仅在于犯罪分子，还在于保护公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同时，更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院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对 “疑罪从无”原则不应再打折扣。从整个维护国家法制，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说，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人权保护理念。有人会担心疑罪从无不利于打击犯罪，而实际上，如果侦查机关在此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还可以继续追诉犯罪嫌疑人，树立“疑罪从无”的观念不会造成打击不力的问题。应当承认有些事实就是查不清，人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必然存在差异。谨记：“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
　　4、切实将司法独立原则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括更多的内涵。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地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
　　（二）实践层面
　　1、 在庭审过程中，尽管存在着控辩双方举证不利的问题，但从认证的能动性这个基本点出发，法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好举证、质证关：
　　（１）法官要平等保护控辩双方围绕主张的事实充分行使举证权、质证的权利，平等对待控告证据和辩护证据。此项工作，实际上从法院立案后和庭前准备工作时，就已经开始。
　　（２）法官要积极辨析证据与双方所主张事实的关系。目的是，不仅从双方举证、质证中发现证据本身以及证据与证据之间影响认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和疑点，并以此为焦点，引导控辩双方充分举证和相互质证、辩论。所谓“积极”，即不被动地受控辩双方对举证、质证在开庭前准备工作的影响，减少质证、认证的盲目性。
　　（３）法官在指导双方进行质证时，要遵循一定的质证规则。质证不能凭空质疑，每一轮质证应要求质证方运用相关的法律规范、逻辑推理或事实证据等为依据来对抗对方所举的证据，否则，不能产生否定对方证据的后果。对那种质证时仅仅表示否认或怀疑，但提不出相应对抗依据的凭空质疑，即举证不利，法官应指出其质证因无依据而无效，切忌让控辩双方陷入无谓的争辩。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出示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应及时制止并加以引导，而不必进入质证程序，以减少无谓的纠缠。 　
　　2、创造性地总结和运用认证标准，确保既快又准地认证
　　对证据内容的认证一般应同时符合下列“四性”标准：一是客观性标准，即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证据必须是确实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允许主观臆造；二是关联性标准，即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必须与诉讼中应当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能够反映一定的案件事实；三是合法性标准，即取证的主体、取证的方式以及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四是实质性标准，即证明力，必须对处理案件有实质性意义。法官除了运用这些原则性认证的标准去衡量证据外，还必须养成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运用法学逻辑和正确的思维去审查判断证据的司法习惯，做到具体案件作具体分析。只有创造性地总结和运用认证标准，才能达到正确认证的目的。
　　3、灵活操作认证程序和认证方式，提高认证效率
　　一般可遵循以下认证程序：（1）当控辩双方举证并相互质证、辩论后，法官对于双方无异议或者合议庭无疑问的证据，作出肯定式认证，当庭宣布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与该证据相抵触或相反的证据，则当庭作出否定式认证；（2）对于双方中任何一方对证据持不同意见并出示对抗依据，一时难以作出判断，或者双方就同一事实都举出证据而当庭难以鉴别，或者合议庭对证据持不同看法、存在疑问而在当庭无法查清的，则不予当庭认证，待暂时休庭合议后再继续开庭认证，或者宣布休庭，待法庭调查核实后再重新开庭予以认证；（3）对于需要几次开庭才能审结的案件，可以在每次开庭前公布合议庭对上一次开庭时异议证据的认证结果；（4）对于在庭审结束前发现认证有误的，合议庭可以当庭予以纠正。在庭审结束后发现认证有误，或者发现有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已认定证据的，合议庭可再次开庭予以纠正。其次，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操作认证方式：一是逐一认证，即对那些案情简单、证据较少的案件采取“一证一质一认”的认证方式，对控辩双方当庭所举证据逐个质证后，逐个予以认证；二是阶段认证，即对那些案情比较复杂，证据较多的案件，对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几个证据，当庭举证、质证后，相对集中予以认定；三是综合认证，即对那些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分别认定的系列证据，待全部证据当庭举证、质证后，最后对全案综合审查判断予以统一认证。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只用一种认证方式，应该将三种认证方式灵活并用，因案而异，因证而异。这样，既保证了认证质量，又提高了认证效率。
　　4、重视依法处理审判阶段新充实的证明材料，为解决认证中的疑点提供必要的保证
　　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仅仅通过一两次庭审活动，未必能对所有证据完全有把握地正确认定，必要的庭外调查核实，是消除疑点，增强法官内心确信、正确认证并做出裁判的重要职责，控、辩、审三方都必须受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制约。
　　5、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
　　一是要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使法官不断强化认证意识；二是要组织经常性的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法官掌握和运用法律的专业水平；三是采取观摩规范化庭审和大量审判实践等办法，逐渐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和审查判断证据时的逻辑分析能力；四是规范庭审用语，提高法官在认证时规范表述的能力。
　　6、充分发挥合议庭成员的作用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8号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5月22日省人民政府第7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于幼军

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扩大融资渠道,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保护特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城市人民政府通过公平竞争方式确定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在特定范围和期限内从事某项公用事业经营活动。

　　第四条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及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优先的原则。

　　特许经营者应当提供持续、安全、优质、高效和价格合理的普遍服务。特许经营者通过合法经营取得合理回报并承担相应经营风险。

　　第五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城市人民政府的建设、市政公用、环境卫生或者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

　　发展和改革、监察、财政、审计、国有资产管理、工商、价格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条 市政公用事业实行特许经营的范围:

　　(一)城市供水、供气、供热;

　　(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

　　(三)城市公共交通;

　　(四)城市道路、桥涵、路灯、园林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养护;

　　(五)城市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清运;

　　(六)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行业。

　　第七条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方式和期限:

　　(一)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取得投资、新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期限届满无偿移交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有特别约定的除外。

　　(二)通过资产有偿转让的方式取得现有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期限届满无偿归还政府。

　　(三)通过委托方式取得现有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8年。

第二章 特许经营权的授予

　　第八条 主管部门采取公开招标等法定形式和程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并与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在没有其他竞争主体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直接委托的方式授予特许经营权,并与受委托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第九条 现有的国有市政公用企业,应当在完成企业改制的基础上,按规定程序申请特许经营权。

　　第十条 采用招标方式授予特许经营权的程序:

　　(一)主管部门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后,进行社会招标,公布招标条件,公开接受申请;

　　(二)主管部门依据招标条件对申请特许经营权的投标人资质、特许经营方案进行审查,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

　　(三)将中标结果和特许经营方案在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公示期满后,由主管部门与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第十一条 申请特许经营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具有相应的从业经历和良好的业绩;

　　(三)具有相应的资金和设备、设施;

　　(四)企业经营、技术管理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五)良好的银行资信和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六)具有科学合理的经营方案;

　　(七)法律、法规和招标、招募、拍卖文件规定的条件。

　　第十二条 特许经营合同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特许经营项目的名称、特许经营授权主体、特许经营者;

　　(二)特许经营的方式、内容、区域、范围和有效期限;

　　(三)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

　　(四)价格或收费标准及调整程序;

　　(五)市政公用设施的权属与处置;

　　(六)市政公用设施新建、维护和更新改造的费用、责任主体及产权归属;

　　(七)市政公用设施使用费的收取或者减免;

　　(八)特许经营者收益方式、利润率、利润分成及政府补贴、补偿方式和数额;

　　(九)特许经营权的变更和终止;

　　(十)因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进行临时接管和其他管制的方式;

　　(十一)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及责任;

　　(十二)违约责任、监督机制和履约担保;

　　(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合同履行相关义务。

　　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履行特许经营合同中的相关承诺。

　　第十四条 特许经营者依法享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并通过下列方式获取收益:

　　(一)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收费;

　　(二)城市人民政府在特许经营合同中承诺的其他经营权益和财政补贴;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五条 特许经营者应当保证市政公用设施安全运行和设备完好,按照有关规定或者特许经营合同约定,进行定期检修保养,确保不间断提供约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将设施运行情况及时报告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特许经营者新建、维护、更新、改造市政公用设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城市规划;

　　(二)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和方案;

　　(四)因紧急情况需要抢修时,应当先实施抢修,并报告主管部门;

　　(五)新建、更新、改造完成后,需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新增用户连接、使用特许经营的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经城市主管部门批准,并与特许经营者签订连接、使用合同。特许经营者不得向用户收取设施、设备投资补偿费。

　　第十八条 特许经营者应当对市政公用设施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归类、整理和归档,经营期满后一次性移交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特许经营者合理的补贴、补偿:

　　(一)因价格或收费标准不到位造成亏损的;

　　(二)因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依法征用市政公用设施的;

　　(三)特许经营者按照政府指令,承担免票、免费等社会福利的。

　　第二十条 特许经营期限内,特许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履行特许经营合同,提供符合标准的市政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并向社会公示产品和服务标准;

　　(二)接受主管部门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根据公众利益需要和合同约定,配合完成城市人民政府临时接管和其他管制措施;

　　(三)及时、准确、真实的向主管部门报送年度经营计划、年度经营情况报告、财务报告及履行合同的相关资料;

　　(四)按照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规范,组织安全生产,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对生产设施、设备及时维护和更新改造,保证设施完好;

　　(六)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者调整的价格;

　　(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特许经营者不得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不得以质押方式处置特许经营权。

　　第二十二条 特许经营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第四章 特许经营权的变更与终止

　　第二十三条 特许经营者依法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应当在变更前向主管部门报告,并经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四条 在合同期限内,特许经营内容发生变更的,合同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因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变更合同的,应当保证特许经营者的合理利益。

　　第二十五条 特许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报经同级城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提前终止特许经营合同,收回其特许经营权,并实施接管:

　　(一)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或者以质押方式处置特许经营权的;

　　(二)擅自将市政公用设施和所经营的财产进行抵押、出租、转让、转移的;

　　(三)因转让企业股权或者财产而出现不符合授权资格条件的;

　　(四)达不到公用事业产品、服务的标准和要求,影响公众利益的;

　　(五)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影响公众利益的;

　　(六)因经营管理原因,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危及公用事业,无法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的;

　　(七)未按城市规划投资建设公用设施,经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的;

　　(八)擅自停业、歇业,未履行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特许经营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影响到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六条 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决定由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者可以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提出书面申辩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

　　特许经营者要求举行听证的,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特许经营者对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特许经营者提前终止特许经营合同的,应当提前6个月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终止特许经营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经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的,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不得终止提供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八条 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正常经营的,经特许经营者申请,由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提前终止特许经营合同。

　　第二十九条 特许经营权被收回或者终止后,原特许经营者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办理资产清算和相关的移交手续,将维持特许经营业务正常运作所必须的资产和档案,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移交主管部门。

　　第三十条 特许经营权被收回或者终止后,在新的特许经营者或者指定的单位完成接管前,特许经营者应当继续维持正常的经营生产和服务,并与主管部门签订临时经营合同。

　　第三十一条 特许经营权期满前6个月,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程序,组织对特许经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招募或者拍卖,确定新的特许经营者。

　　原特许经营者,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通过规定程序优先获得特许经营权。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制定特许经营实施方案,报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实施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基本经济技术指标及服务标准;

　　(三)选址和其他规划条件;

　　(四)特许经营期限;

　　(五)净资产收益、投资收益、成本收益、价格和收费标准测算及调整;

　　(六)特许经营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及选择方式;

　　(七)政府承诺的范围;

　　(八)保障措施。

　　第三十三条 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监管职责:

　　(一)制定行业发展政策、规划、建设计划和产品、服务质量标准;

　　(二)建立特许经营监管、检测和评估制度,监督特许经营者履约行为,及时向社会公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检测、评估结果和整改情况;

　　(三)监督特许经营者制定和完善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监督特许经营者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建立安全预警和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五)受理公众对特许经营者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

　　(六)对特许经营者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七)向城市人民政府提交对特许经营者的年度监督检查报告;

　　(八)制定临时接管应急预案,并在紧急情况下,临时接管特许经营者的经营项目;

　　(九)向经营运行出现异常的特许经营企业派驻市政公用事业监管员。

　　第三十四条 市政公用企业可以根据行业特点设立利润调节金,专项用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利润的调控。

　　企业净资产利润超出规定标准的部分,进入利润调节金;对于达不到规定标准的部分,由利润调节金补贴,不足部分由城市人民政府补足。

　　利润调节金的提取、监管、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用事业公众监督委员会,代表公众对特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委员会成员中非政府部门的专家和公众代表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公众监督委员会可以通过座谈、问卷等调查方式收集公众意见,提出监管建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特许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一)未取得特许经营权,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

　　(二)超越特许经营合同范围,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

　　(三)达不到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服务的标准,严重影响公众利益的;

　　(四)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

　　(五)未按城市规划投资建设公用设施,经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的;

　　(六)擅自停业、歇业,影响到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的;

　　(七)未履行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特许经营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影响公众利益的。

　　第三十七条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按规定或者超越职权授予特许经营权的;

　　(三)未履行规定程序授予特许经营权的;

　　(四)未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在特许经营权授予和实施监管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取得其他利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