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

朱晓东


【摘要】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司的社会责任 内涵 外延

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定义作为一种逻辑方法，是通过对被定义项的内涵和外延的揭示，将人类对于事物已有的认识总结、巩固下来，作为以后新的认识活动的基础。然而在法学中，对于同一个概念有为数众多的定义是很常见的情形。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难：如何判断哪一个定义正确揭示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事实上，法学上很多理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一般性的定义理论的欠缺，或者定义人对于定义过程的说明的不足。[1]
笔者认为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以及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不同认识，都是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下来讨论这一问题。可以说，争议和分歧都是根源于此。
我们知道法学理论是以概念及定义为基础构成的逻辑体系，法学的独特魅力正是其逻辑的严谨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概念，其属概念是社会责任，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责任，其种差分别为社会、公司，所以揭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必须揭示责任和社会、公司的内涵。笔者按这一思路分析如下：
（一）责任的内涵
在现代汉语中的“责任”一词包含两种递进的理解：(1)份内应做的事；（2）不利后果。而法律责任通常指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特殊义务，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2]笔者认为，在法学领域中讨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应采用法律责任的含义。第一，公司社会责任如果不是法律责任，那么无论按“份内应做的事”还是按“不利后果”后果来理解，都会产生一个驳论，既有责任又无法追究。第二，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说，使其承担社会责任，依靠道德教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都无异于与虎谋皮。[3] 第三，从法律角度讲，公司社会责任无法追究，即不能“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第四，公司社会责任已为立法所认可。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以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据此，笔者认为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属概念的“责任”即是指法律责任，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二）社会的内涵
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与经济责任相对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界定，国内学者如刘俊海、卢代富的作法即是如此，这里的“企业(公司)经济责任乃指企业传统的和固有的责任，系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责任。”[4]相对地，公司社会责任即为公司所承担的对股东以外其他利益主体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妥，一方面，有将公司社会责任扩大化之嫌疑；另一方面，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连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都是“社会责任”，而仅仅把对股东的责任排除在外，显然对股东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股东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也是社会成员。
笔者通过查询网上汉语词典，一种把社会解释为“社会：人们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藉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5]另一种解释社会有两层意思 即：(1)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2) 泛指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6]可见，在汉语中，社会总是强调“总体”。另外从公司社会责任产生的背景来看，公司社会责任是在19世纪末以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行为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7]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8]所以，要求大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才越来越高。
因此，在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有严格的界定。我认为“社会”在此应在“总体”意义上理解为社会公众。据此，笔者认为，社会责任即为侵犯社会公众利益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是公司违背了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三）公司的内涵
根据新修订《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设立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众多中小公司的设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众多中小公司来说，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实力上讲，都难以承担社会责任。另外，由于其影响力有限，即使破产都无法对社会总体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让所有公司都承担社会责任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虽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具体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以下标准：1、公司的规模，包括生产规模、资产规模等因素；2、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其知名度等因素；3、公司的实力，主要指销售收入和净资产额。意即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不是指所有的公司，而是符合一定法律标准的公司。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具体法律标准可以进一步研究），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换言之，公司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内涵
(1)公司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
(2)责任主体是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
(3)责任相对人是社会公众；
(4)公司社会责任包括两个递进层次：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此为第一性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承担的第二性义务。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
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就是指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公司的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学者们大多采用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理论来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并把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界定为与公司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不同利益集团，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因此，有的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包括对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的责任[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按上文笔者所界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分别分析如下：
（一）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笔者认为，一般说来，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其首要特征是主体的特定性。[10]因而，公司按劳动合同对雇员所负之责任不具有“社会总体”意义。只有在诸如大型公司大规模裁员产生失业等社会问题时才会产生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并不是指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区别这一点的关键是公司的行为会不会产生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结果。否则的话，公司承担的就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劳动合同责任。我认为这一区分是有现时意义的，特别是在立法上。如果不加区分，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就会成为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甚至不是道德责任，仅仅是一种立法观念。另一方面，还会混同劳动合同责任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与劳动者签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因违反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同样，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一般意义上经营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责任区分开来。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义务和消费者的权利以及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都是民法上或合同法意义上的责任，是针对消费者个人的合同责任，而不是针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只有区分这一点，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才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否则的话公司承担即是对消费者的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那些产量较大，消费者众多的公司在生产产品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对众多消费者造成损害，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承担的一种义务，例如产品召回责任即属于社会责任。
（三）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讨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应注意区分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侵权的区别。侵权责任同样是相对性很强的侵权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被侵害的对象。因此，这种侵权赔偿责任不是为了社会公众而承担的。
为了区分环境侵权责任和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在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工业化进程消耗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我国1998年的特大洪灾、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气候变暖等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成为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业，成为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全人类都在为此付诸努力。财力雄厚的公司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责任，这在法律上是责无旁贷的。
（四）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我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不应包括这种责任。一方面，在法律上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是一种相对性很强的合同责任，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社会上的其他主体也不会因公司对债权人的承担责任，而获取任何收益。所以说，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同时，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还会妨害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和社会公众的支持。
（五）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种责任通常难以在法律中作出有效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法律难以强制公司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上把这一部分纳入公司社会责任，则必然会陷入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驳论即：有责任又无法追究。因此，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人们更应该通过种种非法律手段如道德、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说公司对所在社区和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是可以在道德上提倡的，而不能归于法律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是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且区分于劳动合同责任，消费合同责任，环境侵权责任，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含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为：其内涵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外延包括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注释：
【1】延欣，《农业合作社的法学定义》，硕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5月。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 土耳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以下称“缔约方”）
　　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特别是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到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
　　认识到就投资待遇所达成的协议将会激励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发展；
　　同意为了维持稳定的投资环境及最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投资将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决定达成一项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一、在本协定内：
　　（一）“公司”系指根据缔约一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适当设立、组成或以其他方式组织的任何法律实体，包括企业、公司、商业社团或其他组织。
　　（二）“国民”系指依照缔约一方法律具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三）“投资”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作为投资的各种资产，包括股权、请求权、服务以及投资合同项下的权利，还包括：
　　１．有形和无形财产包括各种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和质权；
　　２．公司或股份或公司中其他权益或财产权益；
　　３．金钱请求权或与投资有关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４．工业产权，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商名、工业设计、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和商誉；
　　５．根据法律或合同授予的权利，依法取得的许可证和许可以及勘探、开采或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６．收益的再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发生的本金和利息支付款项的再投资。
　　（四）“收益”系指由投资产生的或与投资有关的款项，包括利润、股息、资本利得、提成费、管理费、技术援助费或其他费用和以实物进行的支付。
　　二、任何作为投资或再投资的资产形式的改变，都不应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第二条　投资待遇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允许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在相同情况下享受不低于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待遇。
　　二、投资一旦设立，缔约一方给予此种投资的待遇在相同情况下，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待遇。
　　三、应允许依照缔约一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合法设立并拥有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公司自行聘请管理和技术人员，而不论其国籍如何。
　　四、缔约双方应公开有关或影响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
　　五、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将因其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成员产生的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特权而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

　　第三条　征收
　　一、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征收、国有化或采取效果相类似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措施是在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为公共利益而采取的，
　　（二）措施是非歧视性的。
　　二、补偿应相当于征收之时或征收为公众所知之时，以早者为准，被征收投资的合理市场价值。补偿的支付应能有效兑现，自由转移和不迟延地进行。如迟延支付补偿，该国民或公司应获得无故迟延支付期间的利息。
　　三、应国民或公司的请求，补偿款额可由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庭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机构重新估价。
　　四、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因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国家紧急状态、叛乱、暴动或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后者一方如采取补偿或其他措施，其给予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四条　汇回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允许转移下列与投资有关的款项出入其领土：
　　（一）收益；
　　（二）全部或部分投资的销售或清算所得款项；
　　（三）第一条第三款中规定的投资方面的所有其他款项。
　　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转移应以投资所进行的可兑换货币或者国民或公司同意的任何可兑换货币不迟延地按转移之日的汇率进行。

　　第五条　代位
　　如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根据法律设立的体制就非商业风险进行了保险，缔约另一方应承认保险人根据保险条款对该国民或公司权利的代位。
　　除该国民或公司本应有权行使的权利外，保险人无权行使其他权利。
　　缔约一方和保险人的争议应按照本协定第七条的规定解决。

　　第六条　磋商
　　缔约双方同意，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及时进行磋商以解决有关本协定的任何争议或讨论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事项。

　　第七条　投资争议
　　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的争议应按下述办法解决：
　　（一）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在诚信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努力解决争议。如果协调或谈判不成，可通过该国民或公司与缔约一方相互同意的不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解决争议。如果上述程序不能解决争议，有关的国民或公司可将争议提交该缔约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二）如涉及第三条所述的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未获得解决，争议当事人可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Ｌ）仲裁规则解决争议。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的其他争议，可根据作为争议当事人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提交上述国际仲裁庭。如有关国民或公司已诉诸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法院，则本款规定不适用。
　　（三）如缔约双方都成为一九六五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成员国，争议可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成为公约成员国时的条件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

　　第八条　缔约双方间的争议
　　一、缔约双方应在诚信的基础上，以合作的态度迅速公正地解决双方之间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争议。为此，缔约双方同意进行直接和积极的谈判以求争议的解决。若谈判不成，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议提交仲裁庭，根据缔约双方接受的国际法的适用规则，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决。
　　二、在收到要求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举一名第三国国民的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如果在规定的时间，缔约一方未能任命仲裁员，缔约另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任命。
　　三、仲裁庭在推举首席仲裁员之日起三个月内，商定与本协定其他规定相一致的程序规则。如果未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应请求国际法院院长参照普遍承认的国际仲裁程序规则指定程序规则。
　　四、仲裁庭在确定请求仲裁缔约一方为解决争议已努力进行了直接的和积极的谈判后，应对此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定。
　　五、仲裁庭应自听证闭会的两个月内以多数票作出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并具有拘束力。
　　六、首席仲裁员，其他仲裁员的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然而，仲裁庭可以自行决定由缔约其中一方负担较多费用。

　　第九条　妨碍
　　本协定不得妨碍缔约任何一方对投资的设立规定特殊手续，但这种手续，不得损害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权利的实质。

　　第十条　税收
　　在税收政策方面，缔约一方应在投资协议中努力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第十一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均收到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十年。除非根据本条第二款终止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本协定应适用于一九七一年以后进行的投资。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在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时，或在期满后的任何时间终止本协定，但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三、缔约双方可通过书面协议修改本协定。修改应在缔约一方通知缔约另一方其已完成修改所需的国内手续后生效。
　　四、对于在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或取得的投资，本协定其他条款的规定自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有效十年。
　　由双方全权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０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土耳其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如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土耳其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郑拓彬　　　　　　　　　　　　　　　　　卡姆兰·伊南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