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众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与佛山市正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佛中法知初字第98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9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有关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的，在该劳动者在职或离职后到其他用人单位从事与原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有关的业务，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时，原用人单位可以该劳动者及其所在的新用人单位为共同被申诉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三、基本案情
原告正大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经营范围包括经销电机、减速机及配件等。2000年7月，正大公司聘用被告陈某为其业务主管，期限自2000年7月1日起至2002年6月30日。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含有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其中约定乙方（陈某）应严格遵守法律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保守甲方（正大公司）的商业秘密，若违反保密制度，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2000年9月，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对《劳动合同》中的有关约定进行补充。其中，将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补充约定为：“乙方（掌握商业秘密的）在受聘期间或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3年内，不得到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但甲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乙方）一定经济补偿（补偿金额不超过市府规定月上岗工资标准）”。 1999年5月，被告何某进入正大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双方于2001年6月27日签订《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其中所含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内容与陈某所签的相同），合同期限自2001年7月1日起至2003年6月30日止。
陈某、何某与正大公司的《劳动合同》中均包含了仲裁条款，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劳动争议，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先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时，为让员工能正确履行保密条款，正大公司制定了《正大公司保密制度》，对公司信息的保密范围以及保密措施做出了约定。
2001年7月2日、7月20日，陈某、何某分别辞职离开正大公司。两人离开正大公司时，均未向正大公司要求支付竞业禁止补偿费，正大公司也未主动向该二人支付或者办理提存手续。2001年7月27日，陈某、何某各出资11.5万元与八达陶瓷机械厂的业主霍某（出资27万元）共同设立众达公司，经营普通机械、陶瓷机械配件等的销售业务。至2001年9月18日，众达公司与19个销售客户建立了机电产品的销售业务关系，其中16个客户与正大公司的销售客户重叠。
2001年9月20日，正大公司以众达公司、陈某和何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某、何某立即停止侵犯正大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被告众达公司立即停止利用陈某、何某披露的正大公司的商业秘密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营损失1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四、法院审理
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被告众达公司、陈某、何某提出由于陈、何二人与原告正大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故本案系劳动争议，不能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抗辩主张。对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所谓劳动争议，是指企业与在职职工或者与其尚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或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或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等事项发生的争议。因此，要成为劳动争议，其当事人必须一方是企业，另一方是该企业的在职职工或者与该企业尚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而本案中，陈某、何某已与正大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众达公司更是与正大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故明显不属于劳动争议。本案争议是因履行劳动合同中附带签订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引起的，而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相对于劳动合同是独立的，是不同性质的合同，其独立性表现在，劳动合同终止，它们并不终止。因此，本案不能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而是因履行劳动合同中附带签订的与劳动合同一样独立存在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引起的、受《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
关于正大公司主张的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正大公司在本案中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是其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所形成的销售客户资料，属于经营信息。上述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晓，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且经正大公司采取了相关的保密措施，故可以认定上述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众达公司、陈某和何某是否侵犯了正大公司商业秘密的问题。经查，众达公司在成立半年后即迅速发展了与正大公司相重叠的16名客户，而在此之前其自主发展的客户仅3个。陈某、何某均曾在正大公司任职，具有接触这些客户名单的条件，且众达公司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客户是其自行开发的。故由此可认定，此客户名单系何某、陈某将正大公司的客户资料披露给众达公司的，众达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了这些客户名单，故三方均已构成侵权。按照陈某、何某与正大公司所签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在二者离职后，正大公司应按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现在正大公司尚未履行经济补偿的义务，并不意味着陈某、何某在辞职后可以披露、使用有关的商业秘密。保密义务应认定为是一种合同义务，双方已通过合同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均应各自遵守，一方违约，另一方应循法律途径保护其合法权利。如果正大公司未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陈、何二人可循诉讼程序追索，但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保密义务。陈某、何某在从正大公司离职后，即与霍某共同投资设立了与正大公司经营范围类似的众达公司，并将其所掌握的正大公司的商业秘密披露给众达公司使用，上述行为，可以认定三被告构成了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某、何某、众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使用正大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共同赔偿正大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计算众达公司的利润所得或正大公司因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故法院在综合考虑侵权销售额、本行业的利润水平和侵权的情节等因素后，酌情予以确定）。
判决后，众达公司、陈某、何某均不服，认为正大公司的客户资料不构成商业秘密，原审判决赔偿数额过高等，并共同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
但广东省高院经过审理后，对于案情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认为正大公司所主张的销售客户资料等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属其商业秘密；陈某、何某在离职后违反与正大公司所签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将所掌握的正大公司的客户资料披露给众达公司，众达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了这些客户名单，三方共同构成对正大公司商业秘密的侵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众达公司、陈某、何某曾提出本案系劳动争议，不能由法院直接受理的抗辩主张，但法院却以本案是因履行劳动合同中附带签订的与劳动合同一样独立存在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条款引起的、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为由，驳回了三被告的抗辩理由。那么，在发生商业秘密侵权时，企业能否对侵权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呢？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可知企业可以在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员工的保密义务或竞业禁止义务，即商业秘密保护的有关内容可以通过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的条款进行约定。
再根据劳动保障部《关于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商业秘密侵权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1999]69号）第2项规定：“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内容，由于劳动者未履行，造成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被侵害而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并依据有关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作出裁决。”可知员工违反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或保密协议中的有关约定，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企业可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员工承担其违反上述约定所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六条：“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该劳动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外，该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向原用人单位赔偿下列损失：(一)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二)因获取商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科技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离开原单位后，利用在原单位掌握或接触的由原单位所拥有的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技术成果或技术创新，……未征得原单位同意或者无证据证明有关技术内容为自行开发的新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的，有关人员和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知，新用人单位招用了负有对原用人单位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并使用了该劳动者泄露的属于其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并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原用人单位可以将劳动者和其新的用人单位共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由此可见，在发生商业秘密侵权时，企业除可依法以侵权劳动者及其所在的新用人单位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外，还可以选择以该劳动者及其新用人单位共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我国对合伙特殊形态的取舍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 210093）
合伙问题之研究向来为学界所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合伙的形态纷繁复杂，其内外部法律关系亦是变幻莫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之迅猛发展呼唤对合伙制度的深层次研究，而高新产业之高风险特点也使引入新型合伙形态（如有限合伙）成为必然。
合伙的特殊形态主要包括复合伙、隐名合伙和有限合伙。所谓复合伙是指一个合伙人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1] 所谓隐名合伙就是当事人双方成立的，一方对另一方经营的事业出资并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另一方独立经营并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经营所得，分担经营损失的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其中，出资方称为隐名合伙人，经营方称为出名营业人。[2] 而所谓有限合伙，指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形式。[3] 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最表象的区别就在于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是否为外界第三人所知晓。
对于复合伙之取舍问题，我国学界早在《民法通则》制订之时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从世界范围上看，多数国家法律并不禁止复合伙。但是，在我国法律不完善，特别是破产法尚未对自然人、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的破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复合伙的存在弊大于利，应当禁止复合伙。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如果法律不禁止复合伙，那么将会发生某一合伙人以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两个以上的合伙债务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而以合伙人个人极其有限的个人财产同时满足两个以上的债权将是极其困难的，这最终会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其次，允许成立复合伙，不仅会大大加重合伙人个人的债务负担，而且会使合伙相对人难以了解和掌握合伙企业的资信情况，从而影响交易安全。此外学者马强认为法律禁止复合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合伙人的投资积极性，使社会闲散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另一条有效途径加以解决，那就是合伙法律中因如有限合伙和隐名合伙制度。[4]
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是两种极为相似的合伙组织形式，但实际上两者存在者本质的区别。笔者综合各学者之观点，认为主要区别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隐名合伙必然以金钱为出资内容，不得以信用、劳务出资；而有限合伙人之出资构成不受法律限制。第二，有限合伙是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其必须向政府主管机关就合伙事项申请登记，因此有限合伙具有公开性和相对的稳定性；而隐名合伙是一种合同关系，其不必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因此隐名合伙具有隐蔽性和临时性的特点。[5]
通过上述对隐名合伙和有限合伙的简单比较，笔者个人认为我国采用有限合伙制度较为适宜。理由如下：首先，隐名合伙对出资形式的限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以投资主体、投资形式的多元化为特征，如此方能达到刺激投资，发展经济的效果。就此而言，有限合伙制度较隐名合伙制度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其次，有限合伙的企业形态特征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一方面其须经登记方可营业，其公开性的特征，将有利于保护市场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更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其相对的稳定性更符合合伙的组织性特征，更有利于在有限合伙发展成熟时其向公司化形式的转化。而隐名合伙作为一种合同关系，隐蔽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自然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不利于交易之安全，而且其极易和一般的借贷合同关系相混淆，极有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从而极有可能成为合伙人逃避责任的托辞，危害合伙债权人的利益。再者，实际上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有限合伙的设立已作了肯定性的规定。例如：《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亦有学者指出，若对隐名合伙加以肯定，将会给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大开方便之门，容易产生权力经商现象。此外，还将给通过贪污、受贿等方式获得大量非法收入的人提供转移财产的合法、安全途径，为侦察、处罚此类犯罪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依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政策规定和现实状况，不宜对隐名合伙加以确认。至于隐名合伙的一些自身优点，可通过确立有限合伙的方式加以吸收。[6] 综上所述，笔者个人认为选择有限合伙，而放弃隐名合伙实乃明智之举。至于有限合伙具体制度之设定，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应该说，这些观点意见对将来有限合伙制度之建立极其有益。[7]
此外学者马强认为从保护合伙人和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法律亦应当规定禁止反言合伙制度。[8] 所谓禁止反言合伙，是指某人虽然不是某现存合伙的真正合伙人，但他以言辞、文字或行为表明他是该合伙的合伙人，或者同意他人以言辞、文字或行为表明该某人为某现存合伙的合伙人，从而使第三人相信这种表述并对该合伙施以信用，则在该某人与现存合伙之间产生禁止反言合伙，又称表见合伙。[9] 其构成要件为：①行为人表明自己是合伙人。②表明是该某人做出的或经其同意的。③第三人知悉并信赖表明。④第三人基于对表明行为的信赖实施了一定行为，并使第三人的处境发生了改变。⑤第三人信赖表明行为必须是基于善意而且并无过错，否则，第三人不得提出禁止反言合伙诉讼。禁止反言合伙的主要类型有：①退伙(退休)或解散。②合伙人死亡。③隐名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从事合伙的经营、管理。④从来不是合伙成员的合伙雇员、帮工实施了被误认为合伙人的行为，而第三人基于误认又与该雇员、帮工进行了交易，该雇员、帮工将构成禁止反言合伙人。[10] 由于禁止反言的合伙人要像实际的合伙成员那样承担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因此禁止反言合伙制度创设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促进司法的公正。由此我国确有建立禁止反言合伙制度的必要，但笔者想补充一点的是，禁止反言合伙（即表见合伙）极易与表见代理制度相混淆，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即一个人以合伙名义从事事务何时应归为表见合伙，何时应归为表见代理，这将是我们将来研究之重点问题之一。



注释：
[1] 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2] 乔璐、顾滨：《论隐名合伙》，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第69页。
[3] 参见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第48—49页。
[4] 参见前注1揭，第155—158页。
[5] 参见如下几篇主要文献：乔璐、顾滨：《论隐名合伙》，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刘黎明：《隐名合伙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323页。
[6] 李明发：《我国合伙企业法中的若干规定评析》，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第108页。
[7] 可参见如下几篇主要文献：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第九章），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王伯庭主编：《民商事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543页。
[8] 前注1揭，第344页。
[9] 前注1揭，第324页。
[10] 详见前注1揭，第324—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