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市区和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飞机场等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过往人员，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分区域负责，专业人员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容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工商行政、环境保护、公安、交通、卫生、民政和房产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助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城市容貌标准，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做好城市街道、广场、园林、绿地等地的容貌和景观规划工作。
　　城市建设应当注重建筑艺术，统筹安排花园、绿地、建筑小品和雕塑以及其他景点建设，其造型、装饰、色彩应当与环境相协调。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公民的市容环境意识。
　　第八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维护和改善城市市容的义务，对违反城市市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制止，并可以向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第二章　临街建筑物容貌管理

　　第九条　临街建筑物所有权人或其管理人应当保持临街建筑物外形完好、整洁。对有碍市容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其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当及时进行整修或拆除。
　　第十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临街建筑物的房顶、阳台、平台、外走廊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杂物。
　　第十一条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主要街道的临街建筑物、构筑物破墙开店、进行外部装修，必须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报市、县 （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在临街房屋搭建雨棚、遮阳蓬帐、突出的门廊和封闭阳台、平台、外走廊及其他构筑物，必须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第十二条　市区内临街建筑物的临街面不得设置燃煤炉灶和垃圾道。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临街建筑物需要与城市道路、广场设置分界的，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当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草坪等作为分界，不得采用实体围墙。
　　现有临街实体围墙，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改为透景、半透景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草坪。需要采取特别保卫措施的单位经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第三章　道路容貌管理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及其两侧和公共场地擅自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施工等特殊情况确需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施工场地的临街面应当按照规定设置不透视的围挡。围挡应保持整洁。
　　第十五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应有明显标志，漆划明显界线，车辆必须摆放整齐。不得在停车场以外的车行道、人行道停放机动车。
　　第十六条　禁止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品交易市场、庙会、商业摊群和进行生产加工、修理、卖艺、摆摊设点等经营活动。本条例施行前已占用城市道路的商品交易市场、商业摊群应当逐步退路进场（店）。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统筹安排方便市民生活的蔬菜和饮食服务网点。
　　第十七条　道路交通设施、公用设施、花坛等，设置单位应定期进行维修、清洗、刷新，保持其完好、整洁。
　　第十八条　在市区行驶的各种机动车辆，应当保持外形完好，车容整洁。
　　第十九条　城市道路的积雪，应当按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及时清扫。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履行责任地段内清扫积雪的义务。

第四章　户外广告和标志容貌管理

　　第二十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规划、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制定设置门面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的容貌规划和标准，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门面设置标牌、灯饰、商业橱窗应符合容貌规划和标准，鼓励在门面标牌、商业橱窗上加装灯饰，使用建筑物型体照明光源和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光源制做、设置门面标牌、灯饰和商业橱窗。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沿街门面、墙体上直接书写店名、单位名称、经营商品种类等文字。
　　第二十三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设置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必须符合容貌规划和标准，并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　
　　（一）在市区（上街区除外）主干路、次干路、广场设置的，报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其他路段设置的，报所在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在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的道路，设置的，报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其他审批手续的，应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设置户外广告的，必须符合户外广告容貌规划和标准，报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依法需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还应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门面设置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应当造型美观、内容健康、安全牢固，规格、色彩与街景相协调。设置单位应当及时维修、刷新，保持完好、整齐美观。过时、过期或破损影响市容的，设置单位应当更新或拆除。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城市市政及其他公用设施功能正常发挥的；
　　（三）文物古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控制地带；
　　（四）市、县（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广场、立交桥、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公用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
　　在广场、立交桥、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公用设施上悬挂非广告类宣传品的，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并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过期、过时、破损应当及时撤除。
　　第二十八条　门面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面向社会公众的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文字，不得有残缺字。

第五章　其他容貌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盆）、草坪应保持整洁美观。枯死、损坏的树木、绿篱、花草，负责管理的单位应及时补栽、更换、修整。
　　第三十条　禁止在本市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内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饲养的，应经市、县 （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制镇和城乡结合部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必须实行圈养。
　　第三十一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驻郑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沿街居民区、停车场管理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的规定在划定的责任地段内做好卫生、绿化和容貌管理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城市中裸露黄土的沿街空地，除应由市政或绿化单位绿化、硬化的部分外，沿街单位应按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规定对责任地段进行绿化、硬化。不按规定进行绿化、硬化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绿化、硬化，所需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摆设灵堂、搭挂祭幛。
　　禁止在出殡途中抛撒冥币、纸钱等封建迷信用品。

第六章　市容监察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组织，负责城市市容的监督检查工作，制止、纠正违反城市市容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市容监察管理制度，定期对市容监察人员进行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提高市容监察水平。
　　市容监察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第三十六条　市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时，应佩带统一标志，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监察者有权拒绝。
　　第三十七条　市容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得干扰、阻挠市容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市容监察的监督制度，设立、聘请监督员，对市容监察人员的执法行为实施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遵守本条例。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可以按下列规定并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履行清扫积雪义务的，处以每平方米五元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处以每处（幅）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暂扣物品，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擅自在街道及其两侧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擅自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生产加工、修理、摆摊设点等经营活动的，处以每平方米三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临街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逾期未改造或未拆除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影响市容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拆除。逾期未改正或未拆除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限期处理，拒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禽类每只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畜类每头（只）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越权审批的，批准文件无效，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和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的；
　　（三）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
　　（四）违反规定罚款、采取强制措施的；
　　（五）违反容貌规划、标准审批的；
　　（六）对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处罚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市区以及工矿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

高军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本文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累犯　　普通累犯　　单位普通累犯　　单位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立法现实，此前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论争已告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等刑罚适用制度都是建立在处罚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的，对于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量刑情节如单位累犯等问题仍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同单位犯罪作斗争。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就其中的单位普通累犯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确立了普通累犯制度，其第１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此为普通累犯之规定。对于单位能否构成第65条规定的普通累犯，刑法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有持肯定意见的，有持否定意见的，更多的学者对此则保持了沉默态度。［１］
目前，在刑法学界以杨凯博士为代表的个别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需要研究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问题。［２］其论证现行刑法第65条已经将单位普通累犯包括在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单位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承担刑事责任时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管是采用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都只能意味着是对单位整体判处的刑罚，而不能看作是对上述各有关自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罚主体判处的刑罚”。［３］对于该论点的内容本身，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单位普通累犯已包括在现行刑法65条之中的结论。因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单位自身，对单位自身适用的刑罚也只有罚金刑一种，虽然在“双罚制”下，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虽然其确实是因单位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但在其既已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处罚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单位脱离关系，必由其他自然人在单位中取其位置而代之，其意志无法继续在单位实现，该单位若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已与其意志无关。因此，可以看出，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单位犯罪的刑罚分担主体。为了将现行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的单位普通累犯强行纳入第65条的规定，置单位犯罪主体而不顾，牵强地适用刑罚分担主体的刑罚来满足现行刑法第65条普通累犯构成的罪责条件，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刑法65条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强行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就是单位累犯构成要件中作为时间要件中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问题。在刑法中，累犯制度并非孤立的制度，它与同样是建立在自然人犯罪基础上的“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刑罚适用整体，对其中之一作扩大解释，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机的后果，以致于影响到刑罚适用制度整体的协调。赞成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刑法65条的学者认为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应确定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４］。但是，问题是，如果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被判处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且一直在服刑未有减刑或赦免的情况，对犯罪的单位而言，因该自然人刑罚并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因此，按照该标准，在其服刑期间，单位若再犯罪只能适用“数罪并罚” ----虽然，事实上在该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后，该单位已与该自然人无任何关系。而且，对单位而言，单位所犯前罪而判处的罚金刑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执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单位实行“并罚”是否有违情理？对单位荷责是否太重？另外，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在受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处罚后，将与单位脱离，他（她）是作为自然人而服刑的，其本人是否能被改造好、改造的进度以及在服刑过程中能否被减刑或赦免等等均具有不确定性，需视其自身被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与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将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系在一个已与单位相脱离、全凭其自身的改造情况而最终决定服刑长短的自然人身上，一方面将使计算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确定方式于情理也说不通。
对现行刑法第65条作扩大解释而试图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对现行刑法中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如何协调的问题。按照杨凯博士的设计，特殊累犯包括“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和单位毒品累犯”两种。［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是这样作明文规定的，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该条文的表述非常明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特殊累犯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种，而并不包括其它。因为在现行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可由单位构成［６］，所以，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将“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包括在其中，但因为该条文表述得非常简洁明确，故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解释，都无法将“单位毒品累犯”包括在内。更何况，对于单位特殊累犯的组成，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应包括“毒品单位累犯和走私单位累犯”两种［７］，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张应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都包括在其中。［８］所以，欲将单位特殊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势必要对第66条特殊累犯的规定作重新的修订。那么，既然要对第66条作重新修订，又何必非得对第65条作牵强的解释，以致由此产生上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而不重新修订第65条普通累犯的规定呢？
虽然，笔者体会以上学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法律法律自身具有的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歧义等种种可能影响对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适用的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９］。与立法相比,通过解释法律,即“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１０］比较容易且成本也较低,而且“漏洞补充”在法解释学中也是一项重要的解释方法。［１１］但对于何为“漏洞”,学者认为“假如欠缺是立法者有意识的决定,则即使欠缺此等制度,亦不能谓有‘法漏洞’存在。立法者假使有意对特定问题不为规整，将之划属‘法外空间’，于此亦无‘法漏洞’可言”。［１2］对于新刑法中缺乏单位累犯明文规定的情况，已有作者敏锐地指出，“与其说这是立法者的疏漏，不如说是在目前有关制度尚存争议，难以统一的情况下，立法者对单位犯罪的相关制度的故意回避”。［１3］对此观点，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在97年刑法修订之前，针对旧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的缺位和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单位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刑法学界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在该阶段，对于单位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未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立法者毅然抛开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上的论争，在新刑法中明文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是，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从而影响到了立法的质量，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对单位累犯、单位自首、单位立功等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重大量刑情节却未作明文规定，以致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以打击单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出于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希望对刑法65条作扩大解释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如果作这样的解释，势必破坏到现行刑法中累犯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以及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的协调，动摇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法律适用的随意与混乱，最终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试图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必须认真地研究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及相关的问题，争取在学理上达成共识，以期为刑法作进一步修订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模式构建
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参照自然人普通累犯的规定，有罪责条件、罪过条件、时间条件。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１、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既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又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对某些单位犯罪只规定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的是“单罚制”。如刑法第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仅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５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张，对于采取“双罚制”的，应以对单位处以较大数额的罚金为准，至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失之过高，则使单位普通累犯过于狭窄；失之过低，则使普通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１４］，究竟以多大的数额作为“双罚制”下单位犯罪累犯成立的条件，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而有待立法上予以明确的确立。对于采用“单罚制”的，应以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为准。在具体适用上，当前后罪适用同一刑罚原则时（如前后所犯之罪都是“双罚”之罪或都是“单罚”之罪），按照该刑罚原则予以适用自不待言；当前后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时，只要前后各自满足了“双罚制”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所应满足的刑罚条件即可。
２、罪过条件。在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是刑事制裁的重点”［１５］。累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由于单位犯罪不仅有单位故意犯罪，而且有单位过失犯罪［１６］，因为单位过失犯罪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方面与单位故意犯罪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单位累犯的前后罪的罪过形式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１７］。
３、时间条件．对于单位累犯的构成应有期间的限制，若没有期限的限制,不仅不利于犯罪单位的改造,降低单位累犯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还会产生适用刑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多数学者主张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5年。［１８］笔者认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暨法律上拟制的人,具有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特权,实施一些单个自然人或者简单的个人组合难以完成的犯罪。与自然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从严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应适当延长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宜将间隔设置为10年为宜。
在确定单位犯罪时间要件的同时,必须确定时间间隔的计算起点。笔者主张对前罪采取“双罚制”的，因单位罚金的执行有缓交、减交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在前罪罚金刑的执行过分延迟或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出现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标准难以确定时间间隔计算起点的情况，起点应从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采取“单罚制”的，同样是出于避免前文所述的两罪间隔的起点难以确定的情况，应从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生效之日起计算。
三、单位变更后的累犯认定问题
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它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后，可能会因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变更或终止，从而影响到单位累犯能否构成的问题。有论点认为，“如果法人犯罪后被合并、兼并、分解，新的法人犯罪的，不再以累犯论处”［１９］，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犯罪受刑罚处罚后，单位经变更后又重新犯罪的，变更后的单位是否构成累犯不能一概而论。
１、在单位不变其内部决策人员变更的情况下，该单位重新犯罪的，仍然构成累犯。因为不论单位的成员如何变更，他们对外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内部组成人员，决策机构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构成。
２、在单位合并与分立的情况下，单位重新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应根据原单位是否已经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来决定。如果原单位未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虽经合并或分立，其重新犯罪的，将构成累犯；如果在合并或分立后该单位已丧失了独立的法律人格，新成立的单位重新犯罪的，将不构成累犯。举单位合并为例，单位的合并，包括吸收合并与分立合并，在吸收合并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单位是初犯的，那么其若再犯，应构成累犯，因为其主体并未变更，只是扩大了规模而已。在新设合并以及在吸收合并而被其他单位吸收成为其他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由于原单位主体已经消灭，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新成立的单位若再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对于单位的分立，与单位的合并一样，亦应从单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否丧失的角度来考察。
四、对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
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对自然人处罚的原则一样，因单位犯罪的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基于现实的社会防卫的需要，应对单位累犯采取从重处罚的原则，单位累犯的从重处罚包括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和对其内部的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两个方面，我们应从以下两点去理解。
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因为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于犯罪单位自身的刑罚只有罚金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就必须在刑法所规定的后罪应判的罚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处罚。有学者主张应“比照初犯从重处罚”［２０］，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单位累犯所犯的前后罪未必相似，采用“比照说”将可能失去参照系统，因此，所谓从重处罚将无从谈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设计该处罚原则，主要是立足于现行刑法仅对犯罪单位规定罚金刑一种刑罚的现状而考虑的，这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他刑种时选择其他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
２、对单位累犯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虽因单位犯罪而受刑罚处罚，但因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对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处罚应按照自然人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具体而言，即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如果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前科是否是因单位犯罪被处罚在所不问），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单位之罪的，则按自然人累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如果单位中的自然人以前没有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该自然人并不构成累犯，不应对其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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