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饶世权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0031)
【摘要】信贷消费作为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存在着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信贷消费条件苛刻、机会不均等等诸多问题，因而，信贷消费发展并不令人满意。要消除信贷消费的这些障碍，必须加强信贷消费的法律规范，建立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格式合同监管制度、信用评价与监控制度、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制度。
【关键词】 信贷消费；消费安全； 个人破产； 信用监控； 机会均等


何谓信贷?金融学认为，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即银行信用，是债权人贷出货币，债务人按期偿还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信用活动，它包括商业银行存、放款、结算等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狭义的信贷仅指银行贷款［1］。这一定义显然过于狭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信贷是一方(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另一方提供商品、货币、服务和有价证券，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依约定偿还的交易行为。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信贷消费”之“信贷”。因此，信贷消费是经营者一方向消费者提供为生活目的之需的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消费者依约定时间、方式迟延偿还货币的消费交易行为。因此其既包括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放发的消费信贷，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赊销。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不定期付款和分期付款。就信贷消费的法律关系而言，主体一方是经营者，包括商业银行、零售商、服务提供者、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另一方是消费者；其客体是货币。信贷消费具有信贷性、债性、信用性、国家干预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信贷消费作为启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至今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我国信贷消费存在诸多问题，消费者不敢、不能或没有机会信贷消费，因此，加强信贷消费立法，从法律上消除信贷消费的障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问题?
信贷消费在我国刚刚产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知之甚少，几乎毫无经验，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1、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缺乏安全感?
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面临着多种风险，如生理风险、金融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消费者自然想让风险最小化。但是，因为信贷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因而，进行这种购买带有更大的风[2］。其次，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比较复杂，除对诸如国有商业银行外，消费者对其他经营者(如零售商等)的资信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经营者存在不信任感；再次，随着经济转型，改革的深入，人们原有的一些福利在调整，而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多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未来发展形势不明朗，预期消费中不可知因素太多。加之职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一量收入减少，发生支付不能，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能否得到保护?多大程度的保护?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明确。最后，信贷消费合同一般是由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其可能将预定的合同条款强加于消费者，从而排除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经营者完全可能利用格式合同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诸多因素使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产生不安全感，感到风险太高，毕竟消费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感到风险很高，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3］?。
2、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国目前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一是信贷消费付款期限较短，小汽车一般为一年，住房按揭一般是10～20年，最长的也仅30年。这要求消费者必须有高收入，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能够享受信贷消费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公司或行业内的高薪者，其家庭月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每月近2000元的还贷费让他们有心无力［4］?。以成都市为例，目前一般家庭的月收入1200～1500元，要支付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信贷款是不可能的。仅此条件就将绝大多数消费者排除在信贷消费之外，无怪乎信贷消费难形成规模，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另外还有诸如职业、年龄，甚至户籍等条件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 我国至今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用存在担心；(2) 经营者惧怕提供周期更长的信贷，总希望能尽快地收回债权。以住房按揭为例，我国目前最长的也仅30年，而发达国家在十五年前就推出了长达140年之久的住房按揭。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收入太低，实质上，收入高低只是相对于信贷付款而言，如果周期更长，相应的定期支付的还贷款也就越少。?
3、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等?
信贷消费机会均等是指消费者在同一信贷消费条件下，享有同等的获得信贷消费的机会。这是法律平等、公平价值在信贷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其中的信贷消费条件根据信贷消费的特征，只能以消费者信用、偿债能力为依据。而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机会不均等，主要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信用监控制度未建立起来，对不同户籍、职业、年龄等的消费者的信用难以长期持续监控，经营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还将职业、年龄、户籍等作为信贷消费条件，从而造成不同职业、年龄、户籍的消费者享有的信贷消费机会不同，如成都市一些银行规定，教师可以不需担保而贷款2万元；1999年末，成都市一些银行暂停对外地人的住房按揭。此外，信用评价不科学，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等因素，也使消费者可能受到歧视，且无申辩机会。
二、我国信贷消费的法律对策
加强信贷消费立法是消除我国目前信贷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是由法的功能所决定的。通过立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
1、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
债权让与，即债权人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5］。近代各国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得为让与。我国《民法通则》191条也规定债权人可转让债权，但该条要求经债务人同意。《合同法》第79条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我们认为，信贷消费之债权转让，应当与一般之债权转让有所不同，其一是受让人资格应作限制。因为信贷消费之债的关系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信用的基础上，因而应当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人将债权转让于他人蒙受交易便利或交易安全之损害，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安全感。因此，受让人应当是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等)，因为金融机构布局、交易规则、资信等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交易安全，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债权人、受让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其就不愿转让债权，因此还必须对转让方式予以限制，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债权的转让与继受，双方根据持有债权的时间合理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第二种是贴现，即提供信贷消费的零售商等非金融机构，将信贷消费票据(这里指广义的票据)或合同予以转让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低于票据或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将货币兑付给转让方。这个比例即为贴现率。这两种转让方式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使债权人乐意转让债权，而不致于对消费者强行索债；同时由于债权人可随时将债权转让而收回资金，因此，也愿意提供更长期的信贷，有利于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成本。
2、个人破产制度?
个人破产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他和他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破产制度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护民事流转与商事交易的安全；对债务人而言，可以保护债务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供养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可以使诚实而遭遇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因而日本法把破产法称之为“更生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个人破产制度可以鼓励消费者信贷消费。但是，如果经营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经营者将不愿提供信贷消费或提高信贷消费条件以阻碍信贷消费，因此，个人破产制度还必须保护债权利益。实际上从债权人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人不得不倾其家产、尽其所能，切实承担起偿债责任，克服那种拍拍胸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不要拉倒，一笔勾销’的社会现象，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地得以实现。”［6］但从我国目前来看，由于个人信用监控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不成熟，个人对自己信用的轻视，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立法和执法的不完善，为了使经营者提供信贷消费的积极性不受到遏制，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应当强化立法和执法，加强对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的查处，并且将恶意信贷消费、破产欺诈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延长至4～10年。
3、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
为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损害消费者利益，各国法律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体制，一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审查制度，此方式旨在事前预防；二是对格式合同的监督制度，这种方式强化对整个交易过程的监督；三是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一些普遍适用的格式合同条款，这种方式也旨在事先预防。这些监管方式“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局限，保证一般契约条款的公正性。”［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作出一般规定，但未规定监管制度；而一些特别法，如《保险法》则规定采第三种监管体制。实际上，单纯的事前预防是不够的，应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结合起来。因此，将第三种体制与第二种体制结合起来，作到对重要的格式合同条款由专门机关统一制定，对所有格式合同由相应的机构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在相应的机构中，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代表，才能保证所有格式合同的公正性，及时纠正对消费者不公正、不合理的条款，确保信贷消费安全。
4、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监控制度
消费者的信用评价可采用等级制或得分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要公平地评价和长期持续监控消费者的信用，首先应当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系统。评价系统应包括下列因素：消费者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银行帐户的大致数额和地点、赊帐或其他债务、付帐习惯、婚姻状况、诉讼、交易记录及品质、习惯、道德等因素。还应当确定这些因素彼此间关系，在评价系统中的权重等。其次，建立专门机构评价监控和经营者自己评价监控体制。专门机构是独立于特定经营者的信贷消费服务机构，它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经营者与客户或用户)的关系，它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信用报告而获得酬金。经营者自己评价与监控则由经营者根据自己的评价系统和方式来评价和监控。再次，建立合理的信息收集程序制度，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专门机构信息收集一是自行调查，如采访邻居、朋友、同事以及调查过去交易记录等；二是与客户形成互动关系，客户将消费者的有关交易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将对消费者的评估结论和监控情况提供给客户，客户再把有关信息提供给专门机构，如此循环。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一般都根据过去经验的统计，或作主观评估。在合理程序中必须建立对消费者的不利信息通知制度，也就是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中，如果某些信息(包括过时信息)对消费者不利，可能会对信用评价结论产生不利影响，则应将这些信息通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对其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专门机构的评价与监控是通过大量客户与机构长期持续互动，从而占有大量的动态信息，对任何消费者的评价系统标准相同，因而评价结论更公正，保证不出现歧视。经营者的自行评价与监控的信息来自自己与消费者的交易记录，信息占有量较少，且可能不持续，因而评价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因此，应当建立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作为消费者信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制度。通过科学的评价与监控制度，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作出公正评价，从而消除经营者对消费者信贷经营的担心和确保消费者信贷消费机会均等。?
5、．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制度?
为保证信贷消费机会均等，应当建立公平的信贷消费条件，提供信贷消费的经营者关心的是消费者信贷能否顺利得到偿还，而保障消费者清偿债务的是信用和清偿能力。因此，信贷消费条件主要以消费者的信用和清偿能力为条件，而不得以性别、学历、种族、宗教、民族、肤色、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作出歧视性规定。美国的《信贷机会均等法》、《B条例》对此作的明文规定，可资我国借鉴。其次，信贷消费条件应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公开信贷消费条件，可以监督信贷消费条件是否有歧视性条款，同时建立消费者的申诉制度，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受到歧视，有权向有关组织或机构提出申诉，直至诉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建立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格式合同监管制度，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建立对破产欺诈和恶意信贷消费民事诉讼时效延长制度，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科学的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使经营者愿意提供更长期限的消费信贷，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交易成本。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和监控制度，信贷机会均等制度，消除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的障碍。从而使大多数的普通的消费者敢于并且有机会、有可能获得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才可以逐渐成为规模，真正拉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娄祖勤．《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P1～2；
［2］[3](美)J．布莱思．《消费者行为学》，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年出版，P39、39；
［4］张玉玲，李晓露．“知识分子眼中的‘信贷消费’”，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23日第6版．?
［5］王家福．《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P69．
［6］曹思源．“论现行破产法的修改”，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4)；
［7］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P272．

浅谈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

郭辉


　　和简易程序一样，调解制度也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制度。然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从此，不适用调解被看成是行政诉讼的一大特色，区别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许多教科书还把它作为一种特有的原则，教化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行政诉讼真的与调解格格不入吗？行政诉讼真的不需要调解吗？
　　一、调解制度的现实需要
　　事实胜过雄辩。由于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缺失，使得行政案件当事人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从而使判决结案率在降低，撤诉结案率在急剧提高，且居高不下：1994年撤诉率为44.3%，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62.4%；1995年撤诉率为50.6%，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54.8%；1996年撤诉率为54.0%，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51.7%；1997年撤诉率为57.3%，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56.6%；1998年撤诉率为49.8%，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60.7%；1999年撤诉率为45.0%，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64.6%；2000年撤诉率为37.8%，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占69.0%.这些大量的撤诉案件，归结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原告起诉后到法院判决之前，认识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违法情况，因而主动撤诉；二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认识到行政行为违法，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谅解因而撤诉；三是虽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但由于原告的主观原因或经过法官“做工作”，原告撤回诉讼。
　　以上三类情况中，无论哪一种，都有“调解”转“撤诉”的成份，尤其是后两种，本应调解结案而不得不转为撤诉的比例更大。可见，虽然行政诉讼的制度设置上没有调解，而司法实践中调解却大量存在。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没有法院主持的调解，是否存在非法交易，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是否存在行政机关以势压人，欺压弱者，使行政相对人违背自愿；是否存在行政机关反悔得不到执行的情况。
　　为了消除这些可能出现的弊端，就必须让调解制度堂而皇之地走入行政诉讼的殿堂。
　　二、 调解制度的可行性
　　设置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就必须解决行政机关有无实体处分权的前提条件，必须回答建立调解制度是否将因此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等问题。
　　1、行政机关对行政职权依法享有处分权。实体处分权是调解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公认的观点。关键问题在于行政机关是否拥有实体处分权。反对建立调解制度的观点认为，行政职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国家权力，它同时又是一种职责，是职权、责任、义务的统一体，行政机关只有依照法律规定实施，既不可变更，也不可放弃，否则就是失职。由此推论，行政诉讼不宜建立调解制度。
　　初看起来，这种排斥调解制度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千万不能被这种表面的逻辑推理所误导。首先，行政职权的实施方式不是死板固定的，其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实际的需要。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固然要遵照法律的规定，否则就是违法。但我们绝不可幼稚地、天真地认为法律的适用就是法律与事实一一对应的过程，法律是针对某一类事实反复适用的，而事实是千变万化的。现代法学理论研究表明，法律规范再严密也不能涵盖行政管理的所有领域，即便涵盖了行政管理的所有领域，也不能严密到与多变的现实一一对应到可以按图索骥的程度。事实上，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不仅限于适用具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的法律，“即使在法律条文拘束较强的场合，法律家也不可能像一架绞肉机，上面投入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面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原色原味。”这样看来，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本身就是行使处分权。与民法上民事主体行使处分权不同的是，行政职权的行使要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但不能因为有更多的法律约束就否定处分权的存在。
　　案例：某市开发“花园广场”，拆迁公司为被拆迁户李某提供了甲地现房安置方案，但李某以甲地偏远为由拒绝搬迁，拆迁公司遂申请房管部门裁决，房管部门裁决李某必须在十日内腾空现住房，搬迁至甲地安置房居住。李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裁决。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和房管部门协调，原告李某在乙地自找了安置用房，并与诉讼第三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以10万元现金补偿安置。按现行法律，原告与第三人只能案外和解，然后向法院申请撤诉结案。如果引进调解制度，效果就不同了，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完全可以达成调解协议：①原告与第三人用10万元现金补偿安置；②被告的行政裁决不予执行。其次，行政法律关系的时代变化，进一步扩大了行政机关处分权的范围。随着福利社会的到来，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职能的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职能的内容不仅仅是管理，还包括服务。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再是硝烟弥漫的对抗，往往表现为互相联系的合作，既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又有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行政行为的行使过去单方性、强制性很突出，如今却十分注重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行政机关不断寻求与被服务对象的合意。在行政程序中，既然存在着行政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协商一致，我们就没有理由排斥行政诉讼调解存在的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