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管理办法
山西省政府
第51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管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含制品）与射线装置的生产、订购、销售、安装、运输、使用、贮存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卫生行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一）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放射防护监督：
（1）负责对放射工作监督监测；
（2）组织实施放射防护法规、规章；
（3）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放射事故；
（4）组织放射防护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法规教育；
（5）处理放射防护监督中的纠纷。
（二）省环境保护部门对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源的射线装置在应用中排放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实施监督：
（1）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2）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处理进行审查和验收；
（3）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实施监督监测；
（4）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放射性环境污染事故。
（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对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中的安全保卫实施监督：
（1）登记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源；
（2）检查放射性同位素及放射源贮存、保管的安全性；
（3）参与放射事故处理。
第四条 省技术监督主管部门负责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放射性同位素的订购管理和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放射工作场所应分别报省卫生行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根据各自的职责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放射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设施、安全设施、放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
建设项目竣工后，须经省卫生行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后，方可按本办法规定申领放射性同位素工作许可登记证（以下简称许可登记证）或射线装置工作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六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生产、订购、销售、安装、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和个人，事先必须办理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其程序是：
（一）申领许可登记证，应向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涉及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的，应向省卫生行政部门递交经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根据各自的职责按《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对申请单位进行审查和现场监测、检查。
（三）经审查合格后，由省卫生行政部门签发许可登记证，经省公安机关登记后，报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四）申领许可证应向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监测合格后，由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许可证。
（五）许可登记证和许可证每年核查一次，每五年换发一次。
（六）变更、终止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许可内容的，须提前30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申请办理注销许可登记的，应持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废源入库证明或原放射源供应单位出具的回收证明，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后办理注销手续，并收回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停止使用，仍存放放射性同
位素或更换放射性同位素的，应办理变更手续。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转让、借用，倒卖、伪造许可登记证和许可证。遗失许可登记证和许可证的，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向原发证机关挂失、注销并申请补发。
第八条 订购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的单位须持有效的许可登记证，经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办理。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每年向省卫生行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订购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的单位名称、数量和活度。
第九条 进口设备进口前未知有放射源，进口后发现有放射源的，必须在发现后立即向省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并申请补办许可登记证。
第十条 进口含有超过放射性豁免水平的矿品、成品、消费品和其它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省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放射性监测检查。
第十一条 托运、承运和自行运输放射性同位素，必须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和剂量监测，并经公安机关审查后方可运输。
第十二条 生产、订购、安装、使用、销售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持有有效的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不得超越许可工作范围，不得向无许可登记证的单位订购、安装、销售、转让放射性同位素及含有放射源的射线装置。
（二）应有专职、兼职放射防护管理机构或者人员，以及必要的防护用品，监测仪器。
（三）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按规定进行就业前的体检、就业后的定期体检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及个人剂量档案。
（四）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经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后方可上岗。
（五）保管放射源应作到帐物相符，严防丢失和泄漏。
（六）建立严格的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省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放射工作人员证。禁止无证人员从事放射工作。
第十四条 凡生产、销售放射防护器材、用品，必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
第十五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诊断和治疗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确定诊疗检查的适应范围，减少不必要的照射；
（二）制定照射方案，确定照射部位。控制照射剂量；
（三）放射工作场所必须具有必要的放射防护设施。
第十六条 凡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必须设置和使用专用源库。
第十七条 放射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设施、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治理与排放设施以及放射性同位素保管贮存设施，不得擅自拆除。确需拆除的，须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从事开放型放射性同位素和建有贮源水井的含放射源辐照装置的，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治理与排放。
第十九条 发生放射性同位素放射事故，应立即向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同级公安机关报告，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的监督及指导下，及时采取妥善措施，尽量减少和消除事故的危害和影响。
发生射线事故的单位，应及时向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对因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治理或排放不当，以及在地面水、地下水中放射性同位素试验不当，造成环境污染的放射事故，应向省环境保护和省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停止放射工作、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其许可证，或会同省公安机关吊销其许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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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有效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或者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放射工作的；
（二）涂改、转让、借用、倒卖、伪造许可登记证或许可证的；
（三）末经批准购进、销售或为无许可登记证、许可证的单位、个人转让、购买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或射线装置的；
（四）变更或停止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不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
（五）进口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未经卫生行政部门许可、检测的；
（六）使用无证人员从事放射工作的。
（七）放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体检、培训或未做个人剂量监测的；
（八）新建、改建、扩建放射工作场所或放射防护设施，未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或未经验收投入运行的；
（九）发生放射性同位素事故或射线事故，不按规定报告或未建立放射事故档案的；
（十）擅自拆除、改装放射工作场所放射防护设拖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从事开放型放射性同位素和有贮源水井的含密封源辐照装置的，不按规定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二）擅自拆除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治理与排污设施的；
（三）擅自排放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不按规定登记的；
（二）托运、承运和自行运输放射性同位素及制品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三）发生放射源被盗事故不及时报告的。
发生放射事故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生产、销售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产品，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省技术监督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卫生厅会同山西省环境保护局、山西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8月2日
　　核心提示：在非法集资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司法机关存在误区，结果误判死刑的情况时有发生。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具有旺盛的融资需求。由于国有金融机构长期对民营经济融资需求的忽视，导致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发展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结果，我国有90%以上的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则更加困难。金融体制上的固有缺陷和社会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我国非法集资案层出不穷。
　　
　　值得注意的是，集资诈骗案中的被害人自身是具有重大过错的。他们明知高收益必有高风险，仍然在暴利的驱使下，甘冒巨大风险积极地参与了集资活动，从而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非法集资案件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金融体制上的缺陷和被害人自身重大过错的原因，应当有足够的废除集资诈骗案件这种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配置的理由。然而，集资诈骗案的死刑不仅没有废除，相反，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对集资诈骗案判死刑的情形相当普遍，既与我国的死刑刑事政策相悖，也与建设和谐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很不协调。

　　研究发现，集资诈骗案件死刑泛滥的经常性理由有二个，一个是仅仅根据有数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客观结果，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一个是仅凭有挥霍很少比例的集资款的行为而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通常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集资数额特别巨大，于是挥霍的绝对数额很容易达到成百上千万元而被判死刑。换言之，死刑适用门槛大大降低了，亟需对此进一步研究，以查明原因之所在，防止死刑的过度适用。
　　
　　笔者利用数学模型，解析非法集资类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说明集资诈骗案中死刑适用的二个经常性理由，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建立模型的基础数据为：第一期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设定每月扣除成本（利息除外）可产生利润200万。集资款以月利率1分计，每月为还本付息一个周期。同时假定集资行为人不扩大生产规模，月利率1分始终不变，每月利润不足以支付的利息的部分通过扩大集资规模解决，出资人不实际出资增加债权，集资人增加债务。企业家无挥霍行为。总集资期限为四年共48个月。集资数、利润数和利息单位万元。

月份数：1 2 3 4 5 。。。。。。。。。。。。。。。。。。。。。。。。。。45 46 47 48 49

第一月到第四十八月的利润数（利息除外）分别为：200。。。200。。。200。。。200。。。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利息数：300，310，321，333.1，346.41，361.05，377.156，394.87，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集资数：3000，3100，3210，3331，3464.1，3610.51，3771.56，3948.72，
利息数：414.36，435.80，459.38，485.31，513.84，545.23，579.75，617.73，659.50，
集资数：4143.58，4357.95，4593.75，4853.13，5138.44，5452.28，5797.51，6177.26，6594.97，
利息数：705.45，755.99，811.59，873.75，940.13，1014.14，1095.55，1185.11，
集资数：7054.49，7559.94，8115.93，8727.52，9401.27，10141.40，10955.54，11851.09，
利息数：1283.62，1391.98，1511.18，1642.30，1786.53，1945.18，2119.70，2311.67，
集资数：12836.2，13919.82，15111.8，16422.98，17865.28，19451.81，21196.99，23116.69，
利息数：2522.84，2755.12，3010.63，3301.70，3611.87，3953.05，4328.36，4741.19，
集资数：25228.36，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2755.12，3110.63，3301.70，3611.87， 3953.05， 4328.36， 4741.19，
集资数：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5195.31， 5694.84，6244.33，6848.76，7513.64，8245，9049.50，9934.45
集资数：51953.12，56948.43，62443.27，68487.6，75136.36，82450，90495，99344.5

从上述数学模型中可以看出，在高利贷情形下，每个月的集资金额呈几何级数迅速增加，每个月需要支付的利息数也同样呈几何级数增加，最终崩盘无法返还集资款是必然的结果。49个月集资总金额1157779万余元，假如都是一个（或者十个）人出资的，那么最终一笔即第四十九次集资后出资人不再借款，集资人无法再筹集资金而崩盘，意味着有9734.45（利息）+99344.5（本金）=109078.85万元的本息无法偿还，这个天文数字很容易迷惑司法人员的眼睛而对集资人判处重刑，甚至死刑。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个（或者十个）出资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呢？答案是否定的。

　　出资人实际所出资金总金额仅为3000万元，每个月获得利润为200万元，那么49个月获得收入总额为：200*49=9800万元，可见出资人3000万元的原始出资不仅连本带利成倍回收了全部投资，即便是最后10亿9千万（本金利息）全数打水漂也无法改变出资人获得丰厚利润的事实。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我们在处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所谓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就认定为经济损失的做法，有可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值得重新进行检讨和评估。如果拟对集资人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则更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以免误判。
　　
　　研究发现，对于高息集资案件，每一期集资返本付息之后，出资人都会获得可观的利益，这一期所有参与集资的出资人将不再是被害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人，只有不再返本付息后的出资人才是“被害人”。这个特征过去并不为大家所重视，其实，凡是在崩盘前退出的出资人都毫无疑问是获利者，并且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较早参与的高利贷者即使中途没有退出，最终也很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些获利者所获得的利益中有相当大部分来自最终受损失的集资人所损失的金额。相反，集资人自身却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开始集资之前自家的财产都可能被高利贷全数吞没。

我们假定上述出资人在第四十八次回收本息后，不再出资，接下来由下岗职工、退休职工等弱势群众出资99344.5万元，那么先前的出资人还将获得99144万余元的收入，加上48个月从企业家手里获得的利息收入共48*200=9600万元，实际总收入108744万元，实际出资总投入才3000万元，总收入是总投入的36倍。遭受损失9.9344亿元的却是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发生后，必将引发群体事件，按照通常的司法判例，集资人人头落地恐怕将难以避免，然而集资人实际只借用了300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经营，其他的钱仅仅只是经过集资人的手，都被高利贷者收进了腰包。这种情形高利贷者才是真正杀人原凶，集资者是高利贷的牺牲品，司法机关成为高利贷者杀死集资者的工具。一定要严防这种高利贷者“借刀杀人”的情形出现。

　　从上述数学模型可以看出，表面上集资人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数只有3000万元，只占总集资数额很少比例，这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产生错觉——认为集资人将所骗取的资金仅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从而认定集资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理论依据是：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可被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做法非常普遍，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对前述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
　　
　　上述模型中第一个月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集资人出具欠条3000万元，第二个月集资规模为3100万元，增加的100万元系上一期出资人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100万元，第三个月集资规模为3210万元，增加的110万元系上一期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210万元。。。。。。。出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出资一分钱，集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收取出资人一分钱，其集资规模也就是集资人的债务，仍然因高利贷而迅速扩大，直到第四十九个月集资规模达到9.9个亿的惊人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实际上是空数，只有第一笔才是实际出资。集资人为了还贷，仅仅只是维持当初借用高利贷而开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不得不连续滚动集资，借新还旧，仍然难逃被债务压垮的命运。此种情形下，尽管集资人实际上是将资金100%用于生产经营的，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集资款只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的错觉。由于这个错觉而被判重刑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前二年发生在浙江嘉兴的杨某、曹某夫妇集资诈骗案就是实例。

　　借高利贷后投入生产经营，高利贷本息支出同样属于成本支出。高利贷支出，也是生产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支付高利贷同样是属于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这样一来，即使集资人明知无法归还而连续滚动式集资，导致最终崩盘，也应当承认集资款是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进而排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这种滚动式集资行为并不会发生“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是非常的不幸，这种连续滚动式的集资行为，司法人员通常无视支付高利贷本身是生产经营行为一部分的事实，错误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认定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重刑或者死刑，相当普遍，事态严重。

　　假如集资人不是借高利贷，而是从国有银行融资，国有银行的年利率按1分计，我们再来看看，上述数学模型中企业家的财务状况：假定贷款期限仍为四年，第48个月到期后一次性返本，此前每月支付利息。第1至48个月中每个月需要支付利息为25万元，48个月支付总利息数为1200万元。企业家四年可获得利润为48*200=9600万元，扣除利息和本金，可获得纯利润为9600-1200-3000=5400万元。从这个数据可知，如果不存在金融体制上的缺陷，企业家能够顺利从正规渠道融资，那么企业家根本就不会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反企业因获利巨大而焕发勃勃生机。此种情形下，若企业家购买了豪宅、豪车等花费了2000万元，企业家完全承担得起，消费得起，没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企业家也不用担心有人头落地的后顾之忧。
　　
　　如果集资人是借了高利贷的情形，花了2000万元买奢侈品，那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就有生命之虞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购买奢侈品炫富的情形比较常见，企业家炫富行为有可能是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仅凭花费了巨额集资款中较小比例的金钱用于奢侈品，就认为属于“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情形，进而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做法，过于严苛而且不合乎情理，属于法律适用上的一个严重误区。根据前述比较分析可知，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具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大大降低了死刑的门槛，存在明显缺陷，应当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定，以防止死刑被滥用甚至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