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培武”一案谈起 小议刑讯逼供

孙荣杰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
处理已尘埃落定，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刑事诉讼问题却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造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从该案来看，我国刑诉又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对此一一论述自己的见解。
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是造成“杜培武”冤案的直接原因，几乎错杀了一个清白的无辜者。杜培武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能活着等到沉冤得雪、重获自由的时候。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肯定不只一个杜培武，还有若干个杜培武一样的刑讯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人丢了性命，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监劳里苦苦等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等到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在杜培武一案中，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又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杜不断地声称冤枉。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国家也一再颁布法律规章严禁刑讯，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我认为，这是与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的。
首先是立法上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为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侦查人员的讯问供认犯罪和回答问题时，侦查人员便可以以没有“如实回答”为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犯罪嫌疑人按其意图回答问题，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条与沉默权相对立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不相一致，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既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可以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刑诉第93条规定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2、没有明确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在英美法系，把“采用刑讯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喻成“毒树”，把“收集来的非法证据”比成“毒果”。 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认和由此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能采纳为证据却没有规定。而我国从“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出发，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正是由于我国对毒果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暖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原因。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封建社会司法断案采用的原始野蛮的方法和手段在一些人思想意识上的残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掌权者将刑讯逼供奉为审案断狱的法宝。他们认为，获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可以定案。客观证据只是作为对口供证据的印证和补充。把罪与非罪，定在是否有口供上。为了取得口供，不惜动用刑具，摧残被告人的肉体。也就是说罪与非罪，是靠被告人肉体在承受刑具所带来的皮肉、筋骨痛苦的程度上所决定。这样断案定罪的话，有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可能无辜者被冤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造成的冤案不乏其例。
（二）、刑讯逼供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的危害显而易见。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假错案，造成疑案、积案；严重侵犯了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防治、遏止刑讯逼供的对策应当针对刑讯产生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鉴于上面提到了几点刑讯产生原因，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取消刑诉第93条规定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依仗，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以此为依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最终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人格权利保护的实现。同时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失去了动力和条件。
其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宣告其失效，而要想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此，从法律上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从法律上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就砍掉“毒树”，并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
最后，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做好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把好入口关，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当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律师在场会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更能注意依法办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的方法也是有效遏止的途径之一。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积习较深，要想纠正和制止这一历史沉积下来的顽症，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长期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症必将得到改善和遏止。
（三）“杜培武”案反映的我国刑诉程序上的不足
“杜培武”一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这么多地被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提及，不是因为杜培武本身是警察，两名被害人也是警察，而是因为此案所显露地我国刑诉程序上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
杜培武之所以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关键原因在于司法程序对口供证据的允许和认可。从刑事诉讼整个制度设计看，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允许从口供中取证的司法程序，鼓励办案人员从口供中寻求破案的线索，形成了从口供中破案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性做法。办案人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想方设法掏取口供。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刑讯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在诉讼阶段，口供证据能在法庭上不经过质证而轻易得到确认。作为国家机关，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似乎具有不容怀疑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结束后的3天内，要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意见对法院判案无疑有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往往成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同时，法律对警察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无明确规定，故警察习惯于只提供书面证据而不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逼供和假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在杜培武案的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做法是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的冤家错案。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体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
杜培武本人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反映了在刑诉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司法人员头脑中尚存有罪推定之余毒。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最后定案量刑上来看，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杜培武一案中，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存疑案件的矛盾态度，既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坐实罪名，又不甘心作出无罪判决，就以留有余地的判决来处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疑罪从轻”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所规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平反多少冤狱，而在于宁纵不枉，尽量防止悲剧的发生，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获得了迟到的平反却欲哭无泪的杜培武。笔者衷心期望在司法实践中能使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无疑这是有着类似杜培武遭遇者的护身符，只要无罪推定原则早日在司法实践中扎根，那么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重庆市人民政府


此规范性文件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符合《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办法》的规定，决定予以登记。

渝文审〔2006〕31号

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维护房地产交易秩序，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房地产交易行为及其有关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应坚持客观公正、惩防并举、依法查处、共同监管的原则。

第四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应建立日常检查（包括巡查、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制度、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投诉受理制度、相关部门联合查处制度、监督检查和查处结果信息披露等制度。

第五条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房管局）是全市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

市国土资源房屋监察大队、主城各房地产交易所受市国土房管局委托负责房地产交易监督的具体工作。

各区县（自治县）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与工商、建设、规划、物价、商业、银监等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依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房地产交易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国土房管局负责依职权制定全市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的制度和房地产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措施及程序；依法对房地产交易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协调处置房地产交易重大及突发事件；做好全市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的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工作。

市国土资源房屋监察大队负责全市房地产交易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负责主城区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的日常检查。

各区县（自治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当地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各项工作；配合市国土资源房屋监察大队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及时将辖区内重大及突发事件向市国土房管局报告；接受市国土房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主城区各房地产交易所受市国土房管局委托受理辖区内房地产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投诉工作；对辖区内存在潜在风险的房地产项目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向市国土房管局和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参与辖区内重大及突发事件的处理；配合市国土资源房屋监察大队的查处工作；接受市国土房管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市国土房管局应加强对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的指导、监督，促进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业自律管理。

第七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库，及时掌握、适时监控、综合分析房地产交易情况。

第八条 区县（自治县）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制订房地产交易重大及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处置预案应包括处置工作机构组成、职责分工、限制措施、处置程序等内容。发生重大及突发事件应当启动并组织实施处置预案。

第九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对直接受理和上级有关部门移交的举报投诉应立即登记，派人调查，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按规定查处；应当回复的，在15个工作日内回复当事人。

对不属于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应在5个工作日内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部门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中可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进入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所或者项目所在现场进行检查；

　　(二)询问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文件、资料；

（四）拍照、摄像、记录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方式。

第十一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开展现场执法监督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出示行政执法资格证书。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密切配合和协助。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接受并积极配合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人员应当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十二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一）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超出预售期限擅自销售商品房；不符合商品房预（销）售条件以放号、会员卡、贵宾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

（二）销售商品房未按套内面积计价；

（三）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四）违规分零销售大厅式商业用房；

（五）未在商品房销售现场和项目销售点公示如下信息：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房地产权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5.房屋套内面积和建筑面积销售价格

（六）未在房屋销售现场设置商品房网上签约或联机备案系统，与购买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进行网上签约或实时打印商品房联机备案单；

（七）未按规定时限申办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和土地房屋权属登记；

（八）将已销售、查封冻结的房屋再次出售给第三人；

（九）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前隐瞒商品房已经抵押的事实；

（十）伪造、涂改、租借、转让、冒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属于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管理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配合其它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一）未经规划或相关部门批准，擅自提高建筑容积率或改变商品房户型、结构、环境整体布局；

（二）签订合同没有参照使用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制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三）发布含有融资、变相融资、升值或投资回报承诺等虚假房地产广告；

（四）委托未取得合法资质证书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

（五）未按照规定签订《房地产营销代理合同》示范文本；

（六）未将预售资金进入预售资金监管专户或将预售资金挪作他用；

（七）未取得《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和未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交付商品房；

（八）发布不实价格和虚假销售进度信息，恶意哄抬房价，诱骗消费者争购。

第十四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与工商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一）未办理营业执照；

（二）未具备合法的经营场所；

（三）未办理资质证书或分支机构执业证书；

（四）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专职人员未取得相应资质登记要求的资格证书；

（五）未按照规定签订合同示范文本；

（六）未按规定收取中介或评估费用；

（七）协助或伙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事违规销售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五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四）、（七）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予以制止，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通知书》。并可采取在销售现场公示违法违规行为、暂停楼盘销售、暂停其交易登记、暂停其房地产抵押登记以及暂停其资产转移手续办理等限制措施，限制其交易行为，待其整改完成后解除限制。

第十六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二）、（五）、（六）项违法违规行为的，按以下规定在５个工作日内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第十三条第（一）项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记载后移送规划管理部门处理。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有第十三条第（二）、（三）、（四）、（五）项和第十四条第（一）、（二）、（五）项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记载后移送并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第十三条第（六）项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记载后移送并配合银监部门处理。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第十三条第（七）项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记载后移送建设管理部门处理。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第十三条第（八）项规定和第十四条第（六）项的，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记载后移送并配合物价管理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台账记载，按季汇总后报送市国土房管局。市国土房管局对各类信息进行汇总、分类、分析，并在重庆市国土房管信息网进行公示。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违规信息的公示期限为半年，未按规定整改的，房地产监督管理部门可延长公示期限。
第十九条 市国土房管局定期形成《重庆市房地产交易监察报告》，并召开工商、建设、规划、物价、银监等部门房地产交易执法监察联席会议，公布监察报告情况。对情节恶劣、影响重大的事件应向市内主要媒体披露。

市国土房管局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对当年违法违规行为有二次以上的，取消其参与房地产交易诚信企业和其他优秀荣誉的评选资格，并提请相关部门对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项目的立项、规划、用地、预售许可、贷款、资质审批等予以限制。

第二十条 从事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