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

余金龙


　　刑法是一部定罪及刑罚的法律，自古以来，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刑法在诸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诸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名轻刑。而我国在对待民事。刑事立法上，更侧重于刑法。不可否认，这是国情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刑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排除刑法本事作为一部强制法在我国占据主导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下面将从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判决几个程序中剖析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重刑轻民，因为民事案件往往只是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刑事案件往往会损害统治者所建立的统治秩序。所以大量的司法资源会被配置到刑事领域，这也正是大量民事已判案件久久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有大量为我国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有效，及时的执行而奔走呼号的志士，却少有为刑事执行的呐喊的。呐喊也只是审判不力，判决不公。一旦案件一锤定音，那执行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司法资源的调度折射出我国“大公无私”的司法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司法价值观大相径庭

　　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到犯罪分子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判决。这也是一起刑事案所必经程序。只要一起案件启动了刑事立案程序，那么必定损害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于公，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国家强制法，打乱了国家所建立的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利的统治秩序。于私，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刑法似乎为了惩罚而惩罚，尽是于公，少有于私。这也是我国不允许当事人搞诉辩交易在司法领域中刑事案的适用。因为诉辩交易制度是被侵犯权利和侵犯人私下了断，无需公权力介入。我国不允许这种置公权力于一旁的制度存在。刑事立案就是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责，忽视了被害人对主体地位。结果往往是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国家借惩罚犯罪达到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而被害人的利益和那晃动的枷锁乃至几声正义的枪声一统归于消灭。国家公诉人和自诉人在一起刑事案中所受到的损害孰轻孰重，自可知之。而罪犯只给国际制度构建损害买了单。

　　刑事侦查在我国诟病也不少，也曾受到国内和国外的指责。刑事侦查指公检法利用公权力资源对刑事案证据进行搜集，供起诉被告采用。往往在调查取证阶段，做出了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非法取证”在我国刑事领域一直是热议话题，公检法机关为了能搜集对案件有利的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乃至违法法律不人道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人员眼中就是罪犯，从有罪推定出发，为了使其招供犯罪事实，采取暴力行为对其身体精神进行折磨。严重践踏人权，损害了国家机关人员的形象。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由于被告与公诉人地位不同，所以信息资源及不对称。在法庭上，被告要承受公诉人强大的追诉，面对法官纠问式审判。被告的证人往往出庭率极低。一则是法院不会积极协助交叉式询问成为泡影；二则是面对公权力权威，不禁胆战心寒，心理防线会崩溃。法庭上只有公诉人“义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作者 余金龙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5年5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六条。
二、第九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在本市进行工程建设的，应当持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文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建备案。”
三、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以及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建设工程，应当依法公开招标，但经国家发展和改革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重点建设项目除外。其他建设工程，可以实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
四、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领取施工许可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施工许可申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核发施工许可证。”
五、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外省市和境外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来本市承接工程的，应当自承接工程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资质文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删除第三十七条。
七、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外省市和境外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本市承接工程未备案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2002年7月18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5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建筑
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市场管理，保护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和装修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以及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的加工、生产、经营等建筑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的统一监督管理。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交通、水利、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筑市场管理应当遵循统一、开放、有序的原则。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应当公开、公正、公平，不受境内外、地区、部门和行业的限制。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五条　下列单位或者机构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或者资格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或者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单位；
（二）建设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和工程招标代理的单位；
（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四）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的生产经营企业；
（五）国家规定必须取得资质或者资格证书的其他单位。
第六条　下列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执业注册，方可从事相关建筑活动：
（一）建筑师；
（二）结构工程师；
（三）监理工程师；
（四）造价工程师；
（五）国家规定必须取得资格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前款规定的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在一个单位执业。
第七条　取得资质或者资格证书的单位、机构和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资质和资格管理。

第三章　发包管理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本市进行工程建设的，应当持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文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建备案。
第九条　建设工程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可以直接发包。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第十条　招标发包的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发包和邀请招标发包。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以及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建设工程，应当依法公开招标，但经国家发展和改革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重点建设项目除外。其他建设工程，可以实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
建设单位不具备自行招标发包条件的，可以委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行发包。
第十一条　房屋建筑工程应当以工程项目的单位工程为施工发包的最小标段。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发包工程应当具有相应的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不得以承包单位带资承包或者垫资施工作为投标和中标条件。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领取施工许可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施工许可申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核发施工许可证。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开工的建设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但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指定的承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应当使用符合国家和本市质量标准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四章　承包管理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包括勘察、设计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和劳务分包单位。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承包单位不得将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建设工程设计承包单位应当自主完成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设计；经发包方书面同意，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分的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
第十八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承接工程的主体必须自行完成；对主体工程的劳务作业可以分包给劳务分包单位；对非主体工程可以分包给专业承包单位。
专业承包单位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承包单位应当对承接的分包工程自行完成，对其中的劳务作业可以分包给劳务分包单位。
劳务分包单位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专业承包单位分包的劳务作业。
第十九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将建设工程分包，应当在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作出约定，或者经建设单位认可。　　　　　
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选择确定分包单位，并订立书面形式的分包合同。
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分包行为：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作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非主体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主体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完成；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
第二十一条　禁止转包建设工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转包行为：
（一）承包单位将主体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由分包单位采购的；
（二）承包单位在主体工程施工中，没有使用自备的大型机具和主要施工装备的。
第二十二条　承包单位承接建设工程后，应当确定与工程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并对整个工程的合同履行、进度控制、主要施工设备、工程材料供应、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工程造价等进行管理。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监理单位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承包单位的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外省市和境外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来本市承接工程的，应当自承接工程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资质文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有形建筑市场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有形建筑市场是指为建设工程发包、承包、分包交易活动提供工程信息服务和招标投标活动服务的固定场所。
有形建筑市场必须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分立。
第二十六条　有形建筑市场的开办者应当为发包、承包、分包交易活动的各方当事人提供设施齐全的场所和规范的服务；收集、存贮和发布招标投标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企业信息、材料价格信息、科技和人才等信息，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十七条　有形建筑市场的开办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不得从事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活动；
（二）不得与任何招标代理机构有隶属关系或者经济利益；
（三）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和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企业参加投标活动；
（四）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五）不得发布虚假信息；
（六）不得违反规定收取费用；
（七）对在服务活动中接触的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八条　有形建筑市场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不得参与评标、定标等活动；
（二）不得向建设单位推荐投标单位；
（三）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招标投标活动的内部信息；
（四）在履行服务职责时，遇到与本人或者其直系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应当回避。
第二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有形建筑市场内设立面向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办公窗口，办理建设工程报建备案，招标投标和合同备案，质量监督和安全监督登记，施工图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申请，竣工验收备案等手续。
第三十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以及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必须在有形建筑市场内依法公开招标。
其他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也可以在有形建筑市场内进行招标、发包。

第六章　建设工程造价与合同
第三十一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和发布本市建设工程造价的计算规则、计价方法和计价依据。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与专业承包单位或者劳务分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形式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或者分包合同（简称建设工程合同），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时，可以采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示范文本。
实行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和中标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第三十三条　订立建设工程合同时，发包单位要求承包单位提供履约担保的，承包单位应当提供担保；发包单位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方式和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要求承包单位继续施工，承包单位要求发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的，发包单位应当提供担保。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期限，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建设工程合同对竣工结算期限约定不明确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竣工结算文件，发包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五十日内完成审核；逾期未完成审核的，以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提供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结算依据。
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内容变更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确认。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应当公开招标的建设工程而不公开招标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建设工程合同价款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招标文件中以承包单位带资承包或者垫资施工作为投标和中标条件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招标。
第三十八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不符合国家和本市质量标准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以建设工程合同材料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承包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不确定与工程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管理人员或者不履行相应管理职责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外省市和境外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本市承接工程未备案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有形建筑市场的开办者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有形建筑市场的开办者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员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不在有形建筑市场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将建设合同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其他专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便利，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指定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明示、暗示或者指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产品，或者故意拖延办理审批、验收手续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建筑市场管理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1995年1月1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