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急救合同仍属于医疗服务合同
——与李显先同志探讨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万欣律师
《人民法院报》4月13日刊登李显先同志《“120”急救合同的法律性质一文》，该文认为医疗急救合同是一种不同于医疗服务合同的独立合同，对此笔者认为医疗急救合同仍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一类，特撰本文以资探讨。
一、急救中心属于医疗机构的一种。
该文认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是患者和医方，而医疗急救合同的当事人是患者、‘120’急救中心以及医疗机构。”将急救中心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成为一类单独的主体，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值得商榷。
从现有规定来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的医疗机构的类别中第八项就是急救中心、急救站，这些规定都确定了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就是医疗机构的一种，而绝不是医疗机构以外的独立主体。
我国目前的院前急救组织管理形式大致可3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急救中心包括一些治疗科室，可以将部分经院前抢救处理后的患者送回急救中心继续治疗，北京市急救中心是此种类型的代表，该中心是一家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第二种急救中心附属于某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拥有现代化的抢救仪器设备的救护车，经院前紧急救治后即可将患者送至附近医院，也可收入急救中心所在医院，重庆市急救中心即为此类型。第三种急救中心是经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规划，将全市各主要医院的急诊科统一构建一个急救网络，建立一个指挥中心负责全市急救工作的总调度。指挥中心接到120呼叫后，立即通知距离现场最近的医院急诊科，急诊科接到指令后立即派出医师、护士赴现场急救，并将患者接回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如广州市。第四种急救中心并不附属于哪个综合性医疗机构，自身也不具备对患者进行继续治疗的条件，仅仅是提供紧急救治和安全转运的医疗服务，例如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
二、紧急救治仍然是是医疗行为。
该文认为急救中心的义务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持患者生命，并将患者及时送往医院，而不必在这过程中准确判断疾病种类，致病原因等，也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所谓医疗活动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借助医学知识、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药物等手段，为患者提供的紧急救治、检查、诊断、治疗、护理、保健、医疗美容以及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等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活动的总和。（《的理解与适用》，唐德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此紧急救治是医疗活动的一种。我们来看急救中心的院前急救医疗记录单，该记录有“主诉、病史、体格检查、急救措施及治疗原则、初步诊断、病种归类、病情、急救效果、诊费”等多个医疗项目，而绝非李文所述“不必在这过程中准确判断疾病种类、致病原因等，也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试想如果急救医师连疾病种类都没有准确判断，又如何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急救措施？更谈不上什么安全转运了。
三、紧急救治中的转运行为并不影响急救合同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属性。
紧急救治中的转运行为仅仅是紧急救治活动中的一个附属行为。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逐步检查、诊断后，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搬动，医护人员就必须对患者进行现场急救，如果患者不幸亡故，也就不存在运送行为。此时急救合同已经成立，但并不包括运送行为。医护人员进行现场诊治后，认为患者当前病情允许搬动，即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或本中心继续治疗。在转运过程中医护人员也必须不间断地对患者进行监护，此转运行为实质上仍属于医疗行为，与普通的运输行为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急救中心的转运行为与普通运输行为是一样的话，患者或其家属又何必叫急救车，就近叫一辆出租车不是更方便吗？正如患者因骨折需要在医院手术植入钢板，虽然此钢板费用也是患者支付，表面上看存在买卖关系，但实质上患者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块钢板，而是医院提供的将钢板植入体内地医疗服务。买卖关系不会影响其与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紧急救治行为中的转运行为并不影响急救合同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属性。
四、急救合同的客体也仍然是诊疗行为。
法律关系的客体，称标的，指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法律关系内容的目标性事物，债权关系标的为他人的特定行为。（《民法总论》，龙卫球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13页）正如前述，急救中心的转运行为是医疗活动的一种，不能等同于普通运送行为。患方拨打急救电话其目的是希望得到紧急救治额医疗服务，因此急救合同的客体行为仍为医疗活动。
综上所述，急救合同的主体仍为患方和医疗机构，其内容是急救中心提供紧急救治的医疗服务，患方支付对应价款，其客体仍为医疗活动。因此笔者认为急救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的一种，仍然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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